二十大挑戰︱挨打挨餓之後　中共如何破解「挨罵」難題？

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總命題。而有鑑於此前毛鄧時期已然確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故《香港01》對此龐大的系統工程賦以歷史經緯、時代意義，稱作「第五個現代化」。

有趣的是，在同年8月19日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首提了另一重要概念：「講好中國故事」，強調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與「第五個現代化」相照，其所涉場域既包含制度體系、更關乎事務能力；而對外宣傳的革新，亦要仰仗前兩者的同步變革。故「講好中國故事」雖比「第五個現代化」提早幾月問世，卻可視作系統工程的一環。

在此之後，以「講好中國故事」為主軸的對外宣傳改革工程持續進行。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再度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講好中國故事」；此外，針對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組織與平台，中共亦提出要在宣傳上有所革新，例如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舉行第十四次會議上，中方便提出應加強上合組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向世界講述更多「上合故事」、發出更多「上合聲音」。

然而，即便改革步伐持續邁進，結構性挑戰依舊龐大。2016年2月19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便表示，「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並指出如今的對外宣傳場域上，存在資訊流進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而回顧中國近年的重大「國際輿情事件」，從「一帶一路」項目到新疆議題，上述問題確實展露無遺，並讓宣傳工作進行得格外艱辛。

如此結構性挑戰，並非朝夕可以攻克，也必然是「第五個現代化」要處理的重點議題。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上再提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顯然意在接續2013年以降的對外宣傳革新征程。二十大之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挑戰依舊任重而道遠。

挑戰的根源：勢與術的博弈

細究中國對外宣傳的挑戰根源，若將習近平的「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兩句化繁為簡，其實可以歸結出「勢」與「術」兩個層次：「勢」意味國際輿論環境，「術」則代表宣傳機構的執行策略與安排。

回顧2013年以降的對外布局，中國確實進行了一系列宣傳革新。首先是中國媒體積極「走出去」，不斷加強在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覆蓋，例如2014年7月20日正式成立、總部位於迪拜的中阿衛視（英語：Chinese Arabic Television），便是由阿聯酋國家媒體委員會批准頒發衛視牌照，中國與阿聯酋共同規劃內容，以中阿雙語播出的衛星電視台。2021年收穫極佳口碑的建黨百年獻禮劇《覺醒年代》，便是經由此台引入阿拉伯世界，讓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藉着新穎的當代呈現，走入阿拉伯觀眾的視野。

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持續建設自有平台，打破西方傳媒封鎖，例如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又稱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日報》等多家媒體，皆推出了自有用戶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抗阻了Youtube、Twitter的言論管控與封鎖；而面對國際輿論鬥爭，中國媒體同樣下場參與，例如《人民日報》「鐘聲」系列、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國際鋭評」、以及《中國日報》與《環球時報》的社論文章，皆曾被國際主流媒體引用翻譯。

雖說中國在對外宣傳上有所精進，「勢」與「術」的挑戰依舊存在。

首先，在「勢」的層面上，雖說眼下的國際政治格局出現「東升西降」的趨勢，國際話語結構卻仍維持「西強東弱」的態勢。在此框架下，中國面對各式國際輿論鬥爭，其參與往往容易陷入被動回應，難以主動針對焦點話題來設置議題，且綜觀「講好中國故事」的諸多渠道，不論是政府各部門發言人或各式傳媒，其論述往往易因自身的「中國」身分色彩，而被國際輿論場貼上「不實宣傳」的負面標籤。

例如針對新疆議題，中國為反擊西方炮製已久的「種族滅絕論述」，自2019年起通過CGTN推出多部《中國新疆，反恐前沿》英文紀錄片，系統性闡述中國治疆反恐方略，同時曝光新疆的恐怖主義血淚往事。但諸多畫面與一手材料並未受到西方媒體廣泛報道，在2019年12月的外交部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亦曾詢問現場記者，「是否曾看過上述紀錄片」，現場卻無一人表示看過，Youtube更是對此紀錄片祭出了「限流」。

此外，在「術」的層面上，即便對外宣傳已經積極「走出去」，質量上卻強差人意。平心而論，如今中國的對外宣傳過度強調唯數字論、唯成就論、唯短期效果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買櫝還珠」的窘境。所謂唯數字論，便是過分強調覆蓋人數、閲讀量、點擊量，而不關心其背後的真正效果；唯成就論，便是只注重宣傳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而不關注對中國面臨問題的整體闡釋和應對；唯短期效果論則是只注重短期的傳播效果，但忽視了長期以來的國家形象塑造。

兩重脈絡交互疊加下，原本就在國際輿論場的「勢」上相對被動的中國，又因「術」的表現不佳，導致了宣傳成效的大打折扣，即便媒體資訊發布及時、發文量充足，仍無法在轉引率與認可度上有所突破。

持久戰必需精益求精

面對此一雙重挑戰格局，中國並未放棄尋求突破的努力。

2021年5月31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發表講話，稱「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任務。而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就需創建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掌握國際傳播的規律，提高傳播藝術。習近平特別強調，面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必須精準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簡言之，便是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持久戰上，有關部門必須順應時勢、精益求精，用「術」的進取克服「勢」的被動。

首先，既然「西強東弱」的國際輿論環境短期難易，中國就必須仰仗、善用自身的發展優勢，主動設置議程，搶佔輿論版圖。例如在新疆議題上，西方慣性套用「民族自決」的敘事框架，將新疆割裂出漢人/維吾爾、壓迫/熱愛自由、邪惡/純潔奮鬥等多套價值論述框架，既讓自己站上了極致的「道德高位」，也建構了中國施行「種族滅絕」的流行敘事。即便其對此指控毫無證據、或頂多只能拿出各類「據傳泄密」的文件，西方版本的新疆敘事仍能在全球輿論場引起廣泛共鳴，原因無他，「民族自決」是各國人民都能理解的政治訴求、「種族滅絕」則是二戰以降最令人髮指的人權罪行。

對此態勢，中國首先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民族問題」上挖掘西方的黑暗短版，包括寄宿學校對原住民的肉體與社群之殘害、如今西方各國對少數民族權益的普遍漠視等，凸顯西方對「民族自決」的武器化與雙重標穩，緩衝此一敘事的殺傷力；同時更要另闢蹊徑，強化「反恐」戰線的輿論攻勢，用新疆的過往混亂與眼下安定相對照，強化中國治疆的合理性，畢竟經歷911事件、「伊斯蘭國」崛起的新聞衝擊，「反恐」是全球都能理解的時代話題，讓外界了解恐怖主義對當地各族人民的危害，是取得國際輿論理解的必要環節。

而要精準應對「勢」的挑戰，便要仰仗「術」的精進。換言之，除了宣傳部門的積極「走出去」，宣傳戰線的執行者們亦須進行深刻且持久的自我革命，才能最大程度克服前述唯數字論、唯成就論、唯短期效果論的相關弊病，避免「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自我僵化與腐蝕。

此外在網絡漸成最大思想市場的趨勢下，宣傳部門或要適時放寬非官方的參與空間，只要有利「講好中國故事」這一總目標，不論發聲者的身分是學者、智庫、民間人士或海外人士，皆可給予其適度的曝光與口徑自由。

以學者發聲為例，其參加海外論壇、於國際媒體發表文章時，為求國際輿論場的理解與共鳴，收穫更大的話語鬥爭成績，或許在部分內容、口徑與尺度上，會與國內標準有所出入。但只要其內容有助「講好中國故事」，即便有些許的「越線」，相關部門也應有所包容；同一道理也適用海外人士，即便其不認同中國所有敘事，只要其對某一特定議題的說法有助反駁來自西方媒體的攻訐，也應加以發掘並擴大。

歸根結柢，對外宣傳的革新看似是勢的操控、話語的精進，其實關鍵還是執行者的靈魂革命：既要洞見中國的「話語赤字」，也要知曉如何應對；既要在對外宣傳上更有現代化思維，也要在調動話語博弈上更有治理性；既要謹記「講好中國故事」的初心，也要時刻警惕落入「形式主義」的陷阱。

1949年以來，挨打挨餓的問題漸被發展現狀所超克，「挨罵」的難題卻始終難解。革新不能流於口號，改變不能止步文件，面對新的變局與挑戰，中共必須與時俱進，用更加靈活多變的宣傳策略，為中國爭取與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徹底解決「挨罵」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