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五｜中國經濟感知的錯覺：高預期與低獲得感

導言：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正式進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過去十年，從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開放的周期中，還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極為關鍵的十年。過去十年，不僅中共領導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從高速度轉入中低速並成為新常態，滴滴、電子支付等平臺經濟亦將中國正式帶入科技變革周期和互聯網時代，社會層面思潮湧動，中國人的世界觀變得不同以往，小粉紅崛起成為最具標識性的現象，平視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對中共和中國的信心與自信登上舞臺。當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交織後，中國之變以及中國可以在國際場域發揮的作用，顯得愈發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總結」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此為系列特稿第五篇。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日期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七千多字長文，肯定疫情以來中央的經濟政策。文中說，習近平在Omicron變異株來襲後「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帶領民眾打好了「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戰」。文章指，一方面，中國經濟今年前兩季度實現正增長，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主要大國中，「新冠肺炎發病率最低、死亡人數最少的國家」。

不過，國際社會對於疫情下中國的經濟前景越發感到悲觀。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第二季度經濟同比增長0.4%，創下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的最低增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月底將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值大幅調降至3.3%，指出這與中國持續採取「防疫封鎖措施」以及「房地產危機加深」等因素有關。不僅是來自外界的擔憂，事實上，中國國民對經濟的發展也是非常擔憂的。這也就有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也提出了「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尤以「預期轉弱」為最重要的變量。

當然，確實，新冠疫情以來，綜合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數據，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謂不「出色」。用《人民日報》的評述來說：「從發展基礎看，去年我國經濟規模突破11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8萬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從供給潛力看，產業結構持續調整優化，產業體系完備的優勢繼續彰顯；從內需空間看，14億多人口、超過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持續顯現；從政策環境看，改革與調控『組合拳』不斷發力，穩增長合力正加快形成。可以說，衝擊影響都是階段性的、暫時的」。但社會的反應來看，則有另一個面向。最典型的是，14億人口的市場 「消費不動」了。14億人口的最大消費市場，龐大的內需市場，但消費增長卻近乎停滯。這就是社會感知和數據的落差。

這種反差在疫情之後凸顯的非常厲害。但事實上，在過去10年，中國數據的高增長，與民眾的獲得感之間存在鴻溝，越來越明顯的低預期和低獲得感。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消費，成為了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從2012年開始，中國GDP增長跌破8%，而後逐年增長率走低（除了由於疫情緣故，2021年相較於2020年的8.1%的增長）。雖然坦白說，這個經濟增速並不低，但社會層面早已敏銳感覺到來自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物價上漲，實體經濟開工不足，就業壓力驟增，農產品價格不振等等，已經開始影響全社會的日常消費意願。

民生問題往往是經濟發展在分配環節的衍生，經濟景氣指數牽涉民生冷暖，民眾對於「錢袋子」，以及收入預期的感知，又往往回饋到經濟大勢。兩相交織，必然愈纏愈緊，若不以絕大的勇氣快速破解，或將出現結構性困擾。一旦喪失信心，「提振經濟」就會淪為一句空話。這表明，當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着一個絕大的「坎兒」。

中國是「國富民窮」嗎？

先看一組「硬實力」數據。2000年，當時的全球經濟總量不過33.7萬億美元，而美國GDP總量已經突破了10萬億美元，直接佔了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美國的工業增加值達到了2.3萬億美元，佔世界的24.6%，為美國穩坐經濟霸主的地位貢獻了不小的力量。那時候，中國經濟正值高速發展階段。1991年-1997年這七年間，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每年都超過10%，佔世界的比重也終於上升到5%以上，開始在國際上展露頭角。200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超5000億美元，佔世界的5.9%，在美國面前似乎還不值一提。

但全世界都沒有想到，中國的成長速度會如此之快。僅僅10年時間，中國接連超過了日本和美國。2010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萬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工業生產總值反超美國，躍居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同時，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也達到2.83萬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上升到15.51%，僅比美國少了0.07萬億美元。

數據可見，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從2012年的16.98萬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萬億元。佔全球比重從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續保持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地位。這十年，中國製造業規模優勢不斷鞏固，體系完整優勢更加凸顯。按照國民經濟統計分類，中國製造業有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是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配套能力全球領先，具有強大的韌性和發展潛力。

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根本，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 代表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工業革命以後，中國迅速從一個發達的農業文明國家滑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錯過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這些年，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漸發展成為製造業大國。今天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部門， 這是一個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 中國製造業「大而不強」。面臨新一輪技術革命，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中國製造業由大變強顯得更加緊迫，任務也十分艱巨。

中國國家的強大是毋庸置疑的。但相較於21世紀第一個10年，國民享受改革開放的紅利、入世的紅利，不論是是數據上的還是感受上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在不斷提高消費質量明顯改善，但近10年來，民眾享受的紅利開始衰退。當然，這也是正常現象。在中國，誰都不會陌生「內卷」這個詞。

「內卷化」從學術界傳播到社會，成為一個互聯網熱詞。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經常聽到或見到人們「太捲了，實在太捲了」的感歎。「內卷」所指涉的內容實在太廣，以至於它本來的含義都顯得模糊起來。它有時表達的是打工者對無日無夜加班但工資沒有遞增的憤懣，有時是家長對無休止地對子女教育投入的焦慮，有時又是管理者對公司銷售額逾高，但毛利卻越低的無奈等等。

其實，這是中國高速增長時代結束後家庭可支配收入停滯，物價走高，階層也逐漸走向固化的殘酷現實。「內卷化」概念的流行，其背景是近年來企業、家庭或個人越發感受到正投入到一種同質且無效的激烈競爭當中。並且，這種競爭並沒有促進一種對社群或個人有更大回報的增長模式的產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接連三年的疫情衝擊。儘管多位經濟學家曾預測，隨着經濟重啟，消費會出現「報復性V字反彈」，但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消費態度和消費行為上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克制與冷靜。疫情讓他們意識到了存款的極端重要性，享受類消費已經喪失了吸引力。事實上，數據可見，「報復性消費」遲遲未至，「報復性儲蓄」卻一度高漲。消費引擎對經濟修復的貢獻明顯落後於投資引擎。

根據央視財經發佈的《2019-2020中國青年消費報告》顯示，中國年輕人的消費態度開始趨於理性和有度。55.8%的年輕人消費時更傾向於只買生活必需品，40.2%的年輕人選擇少買點、買好點，39.6%的年輕人認為購買決定比之前更慎重。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影響着她當下的消費行為。

如此的對比呈現，是否在說中國「國富民窮」？也絕不是這個意思。確實，就人均GDP而言，中國距離發達經濟體仍有很大距離。但中國政府根本不是掠奪性政府。也必須承認的是，多年來，政府勵精圖治的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都在不斷嘗試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對於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做到這些並不容易。

改革開放40年來，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更多地傾向了前者，於是追求速度，追求投資，追求GDP，在這樣一種思維下，勢必就是GDP增速超過居民收入增速，相對而言，國家也就比人民更富一些。這也是事實。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正視這樣一種現實以及「國富民窮」這樣一種情緒，我們才有解決問題的緊迫感和決心。「國富民窮」，事實上代表着一種情緒，一種希望可以更多分享經濟福利的情緒。

國富民還不夠富，是一個更貼近現狀的形容。也必須認識到，中國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高速發展後，確實進入了一個結構性發展瓶頸。加之，疫情也一定程度上的放大了中國年輕人的貧窮恐懼，進一步加大了數據預期和獲得感之間的差距。

如何突圍困境？深化改革不能是口號

在今年3月召開的兩會上，將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定在5.5%的增長。坦白說，正常來說，這絕對是一個不高的增速。這也是10年來經濟增速定的最低的一次。但以上半年僅2.5%的GDP增長來看，要想完成5.5%的經濟增長目標，下半年實際GDP增速必須達到8%以上。實現這個增速很難。也就是說，今年可能有史以來首次未能完成經濟增長目標。這就將是一個標誌性駐點。

中共20大以這樣的經濟成績單開局，五味雜陳。但在沉浸於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有這麼一次當頭棒喝，也着實是一件幸事。中央政府必須要正視經濟發展的問題，雖然中國經濟基本面未變，但確實來到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都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怎能不隨之而變？

坦率說，中央政府是看到了問題的，「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對此中央一直有清晰的認知。但看當下，不論是國務院33條舉措也好，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維度的「工具」也罷，都是治標不治本。

如何「治本」？「面對新階段新形勢新要求，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是的，要有對抗內外部風險的能力，就要抓住深層次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其實，習近平說過：「在推進改革中，要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堅持辯證法，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全局和局部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看上去這些似乎都是經常反覆說的東西，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就走了樣。

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一方面，要敢於打破慣性思維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着眼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力誡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另一方面，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不做表面文章。

但我們都看到的是，比如說疫情下的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減稅降費是中國政府絕對可以誇耀的政績。然而，如今諸多企業所面對的直接問題是，根本無法繳納上稅款，如何做到先繳再退呢？市井長巷裏的店鋪有多少根本繳不上那筆稅款，等不到政府退稅可能就要關門大吉了。現在不是「過渡」問題，是「生存」問題，這才是實事求是。那能否打破慣性的，在特殊時期，對於部分企業直接免稅呢？

處理好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一方面，要增強各項措施的關聯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輕、顧此失彼；另一方面，要在整體推進的基礎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點帶面。

但我們都看到的是，就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老生常談的問題都一談再談，無法突破。以大銀行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體制，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其融資存在制度性約束。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擁有全國70％以上的信貸資金，在信貸市場上處於壟斷地位。近些年，經常聽到國有銀行宣講，要「推進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能力建設」，但錢流向哪裏卻很誠實。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目前國有銀行一半以上的信貸都是貸給了不到貸款總數百分之一的大客戶，這些大客戶絕大部份都是國有企業。政策從來就沒有少過，奈何還是成了頑疾。中央銀行頂住內外壓力不斷釋放流動性又有何用？重點需要突破的的主要矛盾就是多年不破，在特殊環境之下就更為艱難。

處理好全局和局部的關係。既要有全局觀念，堅持局部服從全局，也要重視局部，在完善局部中優化全局。但我們都看到的是，由於資本的過度逐利性和短視化，與教育、醫療、住房所具有的長期社會屬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惡劣的問題，當問題逐漸暴露後，立刻開啟了一個強硬的去資本化過程。但是這樣的去資本化，這麼大的政策急轉彎，所造成的後果亦需要從全局上去掂量。首當其衝，會直接被衝擊到的就是數以億計的人口就業問題。

這也直接考驗如何處理好頂層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簡單的去資本化，政策的急轉彎，造成的衝擊非常大，可能只會解決一些短期問題，長期的根源問題還在那，最終靠什麼來解決？當初供給不足的問題，解決依靠的是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貨幣化，採用市場經濟的方式，鼓勵社會資本的介入，可以說在緩釋供給壓力層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然，現在問題暴露的特別多。那麼究竟是市場化過度還是市場化不足呢？市場自由主義的擁躉者當然認為是市場化不足，政府干預的過多。這個認識顯然不對，而且帶有極強的形而上學色彩。市場化不足可以用來解釋一切問題。

原本，教育、醫療、住房從技術屬性上都是很難用單一市場機制來解決的，它們本質上是一個混合屬性的社會產品。在這個時候，應該擯棄對市場經濟的過度迷戀情結，更不能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致命自負，而是需要客觀認識到現實的種種約束，從第三條道路出發，從社會企業的本質研究和政策科學的機制設計中尋找答案。去資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將其置於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中去解決。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慮，多一些耐心。這就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全局，摸着石頭過河摸規律。

處理好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既要有擔當精神，也要求注意防範重大風險，要循序漸進、持之以恆。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面對經濟失速的時候，財政發力很自然的着力點就會孤注一擲於基建投資。為什麼這麼說呢。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但當年5月底，李克強在總理記者會上指出，「我們推出的規模性政策注重的是穩就業、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賴上基建項目，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消費在經濟增長中起主要拉動作用」。事實上也是如此的，當時採取的規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資金直接或比較直接地去支撐居民收入，促進消費、帶動市場。

但今年內地疫情多點散發後，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遇到新的挑戰，經濟雖稱不上斷崖式下跌卻也猝不及防。面對失速，大投資大建設突然就成了不二法門。從各地發佈的項目清單來看，新基建、重大交通、能源水利、園區配套設施和重大民生基礎設施等仍是各地投資重點，新老基建重大工程項目數量佔比普遍超過50%。毫無疑問，重大項目作為逆周期政策下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在穩增長方面確實發揮極大作用。如此，2022年有望實現GDP增長。但就算今年GDP在強大基礎投資拉動下交上了成績單，真的就能扭轉「預期差」嗎？GDP是國家層面的「功課」，而「預期」更多是人心。

更要意識到，當年應對次貸危機的4萬億投資曾造成很多後溢效應——各地「大、干、快、上」的盲目建設，造成很多重點行業產能過剩、銀行背負巨額信貸壓力，資本市場、樓市越吹越大的泡沫……「促轉變、調結構」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提上議程的。這條路徑已經走過一次。

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發展是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但我們都看到的是，「穩定壓到一切」的政治訴求。地方政府「反應過度」就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在穩定問題上的泛化、擴大化趨勢，實際上就是來自於一種寧左勿右、寧緊勿松的思維定勢。

短期要平衡，要妥協、遷就，就像當下還是要將經濟增速拉上去，而中長期還是必須化解深層矛盾，要不妥協、不遷就。 這些處理不好，那帶來的就是一大堆的兩難和多難。改革和社會問題，就像兩隻老虎賽跑，這兩隻老虎看來各自要素齊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對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中國社會的命運。要防患於未然，矛盾凸顯隱患疊加。不克服隱患，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

方向決定道路，思路決定出路。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個新困境，要解決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經濟面對的三重壓力必須要消除，才能重回軌道。這次顯然是對經濟治理理念及手法的一次大考。經濟治理，也是習近平所提的「第五個現代化」當中的及其重要一環，如何不僅要穩住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更要彌合高預期和低獲得感，看中共20大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