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不是「精準防疫」的錯
近來，上海在防疫過程中出現的亂象引發各界關注。上海過去兩年多「精準防疫」的經驗和手段，也受到不少質疑。
作為中國當下最大的政治，防疫政策的綱領大抵便是「動態清零」，其初心與目的，就是要從絕對意義上防止資源擠兌，減少生命代價和經濟代價。
問題是，現在的防疫手段，是否與這份初心與目的契合？「精準防疫」真的行不通嗎？
新冠病毒持續肆虐上海。過去幾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一直維持數百人規模，新增無症狀感染者亦保持在兩萬人以上。截至4月10日，上海這波疫情已累積篩查近20萬確診者。
與寰球現況相比，暫且不論上海的人口密集度，單論兩千餘萬人的人口規模，上海疫情其實算不得嚴重——鄰近的韓國4月9日單日新增確診18.56萬個例，新增重症患者逾千人，新增死亡338人，其中近半來自人口與上海相近的首爾首都圈——但與中國各地相比（香港除外），上海此輪疫情的擴散規模已經超過2019年末2020年初的武漢，令各地政府和國民都高度重視。
「躺平」並不可取 「共存論」言之過早
就保護國民生命和減少生命代價而言，當下的封控管理和動態清零是正當的：新冠病毒並不是「大號流感」，即便已接種疫苗，即便是危害性相對較小的Omicron（奧密克戎）變種，重症率和致死率都高於流感，遑論其傳播能力和隱蔽性。
中國的內部循環以及其在世界經濟中不可取替的角色，令其不像部分國家那樣面臨那麼大的放開壓力。且念及內地並不充裕的醫療資源，倘若中國學習歐美日韓等國選擇「躺平」，將大概率造成數百萬人因病死亡。便是挺過了放開防疫措施後的「死亡潮」，大量人染疫所帶來的病假、勞動力下降、重症救治成本等等，長期而言都未必帶來「經濟收益」——遠的不說，越南近來數月的情況便可為參考。
是以，就中國國情而言，「躺平」心態確實不可取，「與病毒共存」也言之過早。
可是，必須正視，現階段謹慎的防疫綱領固然沒錯，但其落實手段與方式卻未必符合防疫綱領的初心，且正造成不必要的次生災難。
巨大壓力之下亂象頻發
自三月底以來，微博每天出現成百上千條上海疫情求助的帖子：異地就醫的患者被要求「先隔離14日方可進醫院」、輕症病患因延誤診斷而病情加重、癌症病患無法開刀、血透病人得不到及時救助……其中，77歲的上海血透病人沈瑞銀就在3月28日晚間因長時間未腎透析造成心肌衰竭而死亡，已有至少兩名哮喘病患在病情發作後因未獲及時救治而身亡。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在這波疫情爆發之前，上海透析的醫療資源就已基本飽和。3月以來，一些透析室出現陽性病例或密接者而被關停，部分醫護人員被隔離，大量醫護人員被調離崗位支援核酸檢測。在類似情況下，醫療資源難以精準落在真正需要的病患身上，沈瑞銀的情況也難免發生……
值得欣慰的是，即便染疫規模超過彼時的武漢，但尚沒有上海市民因病毒而殞命；但令人揪心的是，反倒有非新冠病患因未能及時就醫而逝世。
而在這些危急案例之餘，「缺乏物資」就更是上海大多數市民共同面對的窘境。3月底以來，團購物資成為上海人的生活常態：從聯繫商戶到「微信接龍」下單，從湊齊人數成團到下單付款，從催促發貨、運輸到配送，再到小區分發，每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且也讓不熟悉手機操作的老人家望而卻步。而這還都伴隨着一輪又一輪的病毒檢測篩查——在此過程中，醫護人員、基層工作人員、志願者、普通民眾都面對極大精神壓力，以至於各類衝突事件頻發。
誠然，防疫總是不容易，否則多國也不會「躺平」。但「不容易」不能成為推脫的理由。上海從「堅決不走防疫回頭路」臻至最近的亂象，最關鍵的一點或許恰恰在於未能將資源投放到最需要的人，未能做到精準防疫，未能防止資源擠兌，於是造成了生命和經濟代價。
需要精準投放的不僅是醫療資源
4月8日，吉林省政府召開本輪疫情防控工作第29輪新聞發佈會，稱在經過37天後，已經實現社會面清零目標，累計報告13,517宗確診病例和12,945宗無症狀感染者。而參考3月15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介紹，吉林疫情輕微病患和無症狀感染者佔95%以上，普通型病患佔比約4%，重症和危重症病患佔比僅約為1%——上海疫情目前現況也大致若此。
也即是說，在Omicron變種重症率相對降低，而中國累計接種疫苗逾32.8億劑、全程接種人數逾12.43億（逾87%，4月5日國家衛健委數據）、60歲以上人群疫苗接種率超過2.24億人，60歲以上完成全程接種者達到2.12億人（80.3%，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60歲以上國民有2.64億人）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將有限的醫療資源投放給佔比為1%的重症和危重症病患，對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病患做出更為妥當的安排及指南，繼而令非新冠病患得到該有的醫治，令社會得以用更高的效率運行。
另一方面，京東新任CEO徐雷在微信上的一段聊天記錄被傳出，據說他表示，在抗疫救援方面，「貨物不是問題、運力不是問題，如何能夠保障貨物從庫房發出，通過分撥、中轉到達城市的各個配送站、到社區，這裏面京東可以保證自身的高效運作，但特殊情況下，有些事情不是京東可以自己解決的」，「庫房解封、車輛車證乃至到街道都需要疏通卡點，政府已經高度重視了，就看層層落實了」。徐雷還以河北固安的一個庫房為例，前一段時間北京地區食品送貨很慢，主要便是因為天津、固安、廊坊的疫情及管控，「庫房大門在河北，背面在天津，河北不讓出入，最後我們把庫房後墻砸了，連夜修了一條貨車可以出入的路，和物業、村裏打了招呼，從天津出來繞了一大圈才保證北京的供應」……
倘若網傳聊天記錄屬實，徐雷所言的情況堪謂全國多地防疫難題的縮影，也與上海類似。事實上，上海乃至各地的物資並不匱乏，問題主要是出在調配和派發環節。而之所以面臨這些問題，不僅關乎醫療資源、生活物資、人手資源的投放安排，也與巨大抗疫壓力之下的整體氛圍密切相關。
須指出的是，當下央媒多強調「躺平不可行」、「杜絕厭戰情緒」等立場並沒有錯，但若不進一步解釋，只會加大基層工作者的壓力。在此之餘，抖音、微博、朋友圈各平台一眾公眾號關於「新冠後遺症」和歐美「慘狀」的報道，也在進一步加劇社會對病毒和疫情的恐懼。
基層壓力大了就要寧左勿右「一刀切」，那可不就是容易造成非人道的窘狀嗎？老百姓怕了就要求醫，那可不就是會發生擠兌麼？
「一刀切」不可行 防疫需要更精準
當下上海的爆疫，令該市過去兩年來奉行的相對精準的防疫手段受到非議，「上海的精準防疫是錯的」、「將上海焊死了」等言論也在網上頻傳，各地政府也如臨大敵，大有繼續縮緊防疫措施之態勢——可是，這不是正確手段。
3月期間上海的防疫工作或許有些「過於寬鬆」，以至於未能阻止疫情擴散，但這恰恰是因為不夠精準所致，而非精準防疫的錯。面對Omicron乃至諸如XE等日後還會出現的傳播力更強的變種病毒，一刀切是行不通的，精準防疫是必然選擇，這也是動態防疫的核心。
當下局面的改善，需要從上至下的配合與努力。就當下而言，因應重症危重症、普通病症、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設立不同的安置方式，將有限的資源通過最高效的渠道優先調配到最緊急的需求；而如何令各方放下恐懼，為公眾傳遞更理智冷靜的聲音，亦已到了同樣緊迫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