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緩解經濟民生困境　需從四方面同時發力

為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衝擊，這幾年中國採取了在供給端減免稅費等紓困措施，這些措施不能說沒有任何作用，但總體來說，從實踐與時間效果看，作用非常有限，而且隨着疫情防控常態化，正呈現出邊際遞減趨勢。

尤其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疫情防控又疊加了一些政策因素，明顯超出了市場承受能力，導致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市場活力越來越低迷，關門倒閉的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越來越多，一些在幾年前還蓬勃發展的大型企業也不斷壓減運營成本，傳出裁員傳聞，傳遞到每個家庭和個人，折射在宏觀經濟層面，都讓人很難樂觀。

中國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因此而對總體經濟形勢做出了「需求萎縮，供給衝擊，預期減弱」的判斷，隨後在上個月劉鶴召開的中央「金融委」會議與4月7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專家與企業家座談會也聚焦討論了當下的經濟民生熱點問題，這些會議都非常重要，非常及時，所聚焦討論的問題非常有針對性，會出台哪些相關救助措施也非常令市場期待。

那麼，怎麼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因疫情及相關防控措施所帶來的經濟民生困境呢？在新形勢，至少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同時發力。

第一是要根據變種病毒Omicron的特性與國際疫情變化及時調整疫情防控措施，恢復正常生產活動。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採取了嚴防死守的防疫方式，受益於中國執政黨與政府的強大社會動員能力，和中國民眾的集體主義與犧牲精神，這一防疫模式取得了極大成功，在全球多數國家深陷疫情泥潭的情況下，中國「這邊風景獨好」，成為全球最大的安全島。卓著的防疫成績不僅使中國在疫情初發的當年取得了亮眼成績，還極大增強了中國人的制度與文化自信，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也不失時機地將此作為中國的體制優勢宣揚，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也獲得了極大成功。

但是，進入2021年下半年，隨着疫情防控長期化，各地方頻繁輪流上演嚴厲的封城措施，特別因為很多地方政府濫用層層加碼的一刀切過激防疫措施，經濟與基本民生受到巨大沖擊，再加上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放開管制，是否應繼續採取原來的防疫模式引發了激烈討論，基本上形成了「放開派」和「動態清零派」兩大陣營。考慮疫情防控可能產生的醫療資源擠兑情況會造成大量死亡並可能影響政治穩定，中國決策層堅持採取「動態清零」模式，這一模式有其現實與國情基礎，尤其是中共二十大將在今年下半年舉行，「穩字當頭」成為最高政治要求，但在實踐上，如何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同時兼顧經濟活力與民生是一項艱鉅挑戰。

多數人現在已經認識到，中國不能在「躺平」和各地輪流封城上選擇一極，但是如何找到一個新的更好的防控模式，既能防止疫情在短期內大面積爆發失控，同時又能在最大程度恢復生產生活還沒有答案。在經歷了2020年的恐慌和2021年的未知之後，人們對2022年及之後的疫情防控和經濟民生救助措施需要有一個清晰的預期。尤其這次上海疫情爆發所引發的社會亂象與對整體經濟與全球產業鏈的衝擊，非常值得政府決策關注。

第二是要下定決心，儘快從需求端實施刺激。疫情爆發後，不同於其它多數國家從市場需求端實施刺激的方式，中國主要採取了在供給端為受影響的企業減免稅費的紓困措施。這有中國社會的文化因素在裏面，因為中國一直是一個更注重生產積累的國家，在這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傳承。但是從供給端紓困存在兩個非常大的短板，一個是刺激產生效果的周期很長，而多數企業尤其是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中小企業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保障現金周轉措施，一個是在經濟民生受到疫情與各種政策因素衝擊後，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下降，整體消費在不斷萎縮，這就導致供給端的刺激措施無法在市場運轉中形成閉環，產品賣不出去，政府雖然為企業減免了大量稅費（累計官方數據已經超過五萬多億人民幣），但是企業仍然在不斷大面積關門倒閉。與此相反，那些採取了在市場消費端刺激的國家，雖然產生了一定的通脹效應，但是卻基本已經走出了萎縮周期，以美國為例，除通脹之外的各種經濟數據從去年開始就不斷向好變化。

所以，除了着眼長遠繼續在供給端針對企業紓困，各市場主體現在更迫切需要的辦法是在市場端採取刺激措施，以產生立竿見影的刺激效果，並且可以從根本上緩解在供給端的無效刺激。一個最簡單有效，也是其他國家或地區普遍採用的辦法，就是在一到兩年的時間內，對全民發放一定金額的限期使用的購物券，中央財政完全可以為此設立專項赤字賬户，進行專項管理，中國政府有沒有這樣的魄力接下來值得關注。

第三是要儘快出台針對市場主體與受衝擊民眾的財政救助措施。這幾年，一則因為受持續爆發的疫情影響，二則因為各種內外因素衝擊，三則因為很多地方部門動輒搞「一刀切」式的過激防疫，再加上各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折騰，多數中國企業與居民家庭過得很不容易，很多家庭個人與中小企業和個體商户苦不堪言，不少家庭或個人的積蓄已經被掏空，這是現在中國經濟遇到的挑戰，也是在政治與社會穩定層面要密切注意的問題。不過坦率說，至少迄今為止，在針對受疫情影響的民眾生活救助上，國家財政做的還非常有限，這是比較令人不解的地方。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除了在危機時的社會動員能力，還在於能擺脱資本利益支配，在價值情懷上能站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與立場決策行事，在公共政策上能體現對普羅大眾的關愛，按說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中國疫情防控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到第一位，已經體現了制度優勢與價值意識，在對經濟民生的救助上，也可以更充分體現出來，那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到的民生救助措施，中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第四是繼續在供給端出台措施，而且要力度更大。

除了上述四個具體領域，最重要是在整體經濟與疫情應對思路上，要繼續堅持與時俱進與實事求是精神，尊重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真正體現出社會主義國家體制能夠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需求願望的制度初衷與價值精神。在這些問題上政府一定要積極有為，要讓普通民眾與市場主體感受到來自體制的幫助，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有效重視，因疫情防控產生的次生災害不能被有效控制下去，原本因防疫成功積累的自信與支持「動態清零」的群眾基礎，就會被逐漸動搖乃至消失，這一點體制一定要有深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