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四｜「第二個三十年」：改革初創年代
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本系列文章轉載自tuzhuxi微信公眾號。
前面幾篇文漫談了建國後的前三十年。這篇文說說「第二個三十年」。
所謂「第二個三十年」，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召開之前為止，跨度34年。這是中國發展建設裡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
在官方黨史裡，這段時期對應的是「偉大歷史轉折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推向21世紀」（從1992年十四大召開至2002年十六大召開前），「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2002年十六大召開到2012年十八大召開前）。
由於官方的敘述頗為「厚重」，是傳統話語的不斷迭代發展，很多讀者讀起來覺得生硬，沒有太多感覺，筆者嘗試比較通俗的解釋一下。
這「第二個三十年」裡有三個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分別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與想法，並被納入了黨章。但鄧小平的地位是遠遠高於後面兩位領導人的。鄧小平被認為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請注意，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在黨的傳統裡，鄧小平的地位可比毛澤東。先說，毛澤東解決的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問題，鄧小平解決的是中國人民富起來的問題。
在這段時期裡的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都成為官方理論體系裡的組成部分，寫入了黨章。但一般理解它們主要是對之前鄧小平理論的延伸與發展，同時也為更新的一個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了理論摸索與準備。
從這個角度來講，整個「第二個三十年時期」其實都可以被稱之為「鄧小平時代」（當然，嚴謹的官方話語體系不會這樣去表述）。
這段時期跨度三十年，對應大概兩代人，在中國大地上留下了極深的烙印。另外這段時期的前面十多年裡有很多理論紛爭與反覆，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及1994年十四大後才加速發展。因此，成長並受益於這個發展階段的人主要是60後、70後及年長的80後。他們對許多事務的價值觀、世界觀、底層邏輯都是在這三十年裡構建的。同時，這批60後、70後、80後正是當代中國的中流砥柱。
一、「壞事變成好事」：對建國第一個三十年經驗教訓的思考
建國第一個三十年是第二個三十年的基礎。沒有第一個三十年，也就沒有第二個三十年。在這裡，我們可以先看看，在「第二個三十年」裡是如何說明「第一個三十年」的意義的。
筆者也建議大家重新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來看看。很多問題在上面都有答案。
——引用1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裡，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這年年底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的現實，總結了經驗，肯定了建國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說都是成功的。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引用2
「邁：鄧主任剛才談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時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鄧：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引用3
「一九七八年底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非常嚴肅和認真地總結了建國後的近三十年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現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開放，開放有兩個內容，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提出了我們的根本路線，就是把工作重點轉到建設上來，不受任何干擾，一心一意、堅定不移地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
——引用4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們又犯錯誤了，反右擴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過急，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不對頭了，給我們帶來很大災難。我們花了三年時間，糾正錯誤，才使情況又好起來。經濟情況有好轉，但是指導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六六年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為什麼講這個歷史？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年5月12日）
——引用5
「……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闢未來》（1988年9月5日）
所引用的上面這些講話，已經非常清楚了表達了這個意思：為什麼我們要從正的和反的兩方面去學習歷史經驗。為什麼有了第一個三十年，才會有第二個三十年，為什麼不能簡單地用後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
如果我們把黨看成一個有成長和傳承的機體的話，那麼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都是它成長歷史與身份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成長的，不可能去否定自己過去的某一段歷史。沒有那段歷史，就沒有我們現在。
當時的許多領導幹部在建國前三十年都是參與到那段事業裡面的，一方面不能簡單的與那段歷史割裂，說它跟你沒有關係；其二也正是因為自己也犯錯了錯誤，所以才能更好的反思與改正。再次引用鄧小平：
——引用6
「……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二、衝破計劃經濟體制，「摸著石頭過河」
本文定位是「漫談」，筆者不會就具體問題展開太多討論，也不進行技術討論。只談一些大的脈絡與個人心得。
1、兩個具體階段
「第二個三十年」其實又被看作兩個部分。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94年十四大正式建立「社會化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階段的核心是掃清各種理論、意識形態及政治障礙，確立中國經濟發展走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徑與方向。
第二個階段是1994年十四大開始到2012年十八大開始之前（也就江澤民和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期）。
2、第一階段:1978~1994年
一個中心
這段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如果說當時中國社會存在普遍共識的話，那就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解放生產力，謀求發展，讓中國人富起來。
這就確立了「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但針對中國如何發展的其他問題，又是有爭論的，但最終也形成了共識。
政治上：「兩個基本點」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政治上：對前三十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個結論，並建立了領導人體制，可以往前邁進了。同時，決定從根本上維持原有的政治秩序，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把核心的政體、國體、政治制度都確立了下來。這使得經濟發展能夠建立在黨的傳統、秩序及核心話語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也是改革在1980年代能夠獲得各方面支持的重要因素。
198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極度重視理論、極度關注意識形態邏輯性、自洽性、完備性的政黨。熟悉理論，能夠詮釋理論的人仍然能夠對主流政治政策產生比較大的話語權與影響力，這就使得意識形態爭論在當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圍繞各種核心概念，譬如何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是怎樣的，哪種才符合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形態傳統，又有著很多不同的理解與爭論。
當時的「改革派」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既要推動改革與發展，又要能夠在黨的話語體系及理論體系裡自圓其說，這就需要做很多的理論功夫。十三大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三步走」理論。1990年代，世界已然變天，蘇聯解體，經濟崩潰，改革開放的大勢不可阻擋，依託巨大經濟成果取得的政治動能，鄧小平才得以提出擱置「姓社姓資」的爭論，把改革的步子邁得更大一點，「誰不改革誰下臺」，將全國上下統一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徑裡，推動了1990年代改革開放的加速。
這種爭議直到1990年代才算暫時性解決。但在整個1980年代，意識形態論爭是非常激烈的。
但在根本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問題上，鄧小平與那些對改革開放持更加謹慎、保守態度的老同志們的看法又是完全一致的。用他的話說：「壓倒一切的是穩定」，「中國不允許亂」，中國絕對不能夠搬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就此，鄧小平有一段經典講話。
——引用7
「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
此外，筆者一直認為，老同志們對「亂」的恐懼（比較理論化的說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文化革命時的痛苦經驗有關，看到青年們高呼口號，大鳴大放，就會讓他們想到那段歷史。
這也使得中國的改革與蘇聯戈爾巴喬夫1980年代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國放手發動群眾，自下而上的改革經濟，但同時又堅決維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一旦看到不好的苗頭，就加以制止），蘇聯則是自上而下搞經濟改革，同時放開政治。最後兩個國家取得完全不同的結果。中國經濟騰飛，蘇聯經濟下滑，政治解體。
但無論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當時領導人們的共識。雖然人們對如何定義「社會主義」一度有保留意見。
經濟上：「兩個基本點」之——堅持改革開放
在經濟上，這段時期完成了啟動農村改革、開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創辦經濟特區等，僅在有限釋放改革紅利的基礎下，就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為後續更全面的改革積累了必要的「政治資本」與動能。
當時的領導人並非只有小平同志，還有許多大革命時期就參加革命、在歷史上擔任重要職務、為黨奉獻大半輩子，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及犧牲的老同志。他們在黨內也有話語權。並非所有人對所有問題看法都是一致的。總有的人保守，有的人進取。
就這些問題，鄧小平也時不時有呼應。例如：
——引用8
「中國的改革遇到的困難並不算多，總的比較順利。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
——引用9
「有人說，我們現在有保守派、改革派，這是猜測。事實證明，改革是正確的，很見效。如果外國朋友都能看出我們的變化，看出我們搞得不錯，我們自己的人民還能看不見？人民有自己的親身經歷，眼睛是雪亮的。過去吃不飽，穿不暖，現在不僅吃飽穿暖，而且有現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興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年5月12日）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剛剛撥亂反正、熱火朝天開展改革的初期，人們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但越到後來，譬如到了1984年及往後，就開始出現一些分歧了。即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謂「派」，是指志同道合、觀點一致的人會聚攏在一起，試圖影響大的政治議程及政策走向。
所謂「姓社姓資」的爭論——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國家/政府到底應該在經濟裡發揮多大的作用、扮演多大的角色。
這裡筆者希望再次引入「蘇聯模式」。
如果我們把蘇聯模式作為一個可以參照的主線的話，那麼建國前三十年，毛澤東和黨內主流（包括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是有分歧的。上篇文章講了，毛澤東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力量（而非官僚及機構的力量）、更相信革命浪漫主義及感性驅動的力量、更相信農民的力量（「農村包圍城市」），認為中國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去更加激進的推動集體化及社會主義化。同時，他對任何資產階級的興起和復辟也更加緊張，希望將其扼殺在萌芽之中。毛澤東在醞釀一個更大的「二次革命」。
當時的黨內主流及一眾技術官僚們則可能比毛澤東更加保守和謹慎。他們不一定完全贊同蘇聯模式，認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但認為可以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蘇聯模式進行一些調整。毛澤東主張的模式與他們的性格、認知與經驗相去甚遠。他們不求「二次革命」，而希望有序的治理。
雖然在革命時期，斯大林/共產國際/蘇聯的建議和指導不符合中國國情，使得中國的革命蒙受了損失。但在經濟建設時期，蘇聯模式畢竟是成功的，有業績可尋得。這個經濟體打敗了納粹，主導了東歐，並能和美國叫板。在斯大林過世後，蘇聯更多原來過於激進的政策做了修補和調整。所以，從1950至1980年代初期，還不能證明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是失敗的。這樣看，中國可以在建設發展階段學習、借鑒、改良蘇聯模式。
而建國第一個三十年之前，還有一個革命時期的三十年（1921~1949）。1921~1976年，有55年的光景。這麼多的人，在這麼長的一段時期裡追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把這個視為底層邏輯，這時突然要在1980年代對底層邏輯進行根本性的調整，等於消解之前的「三觀」，絕對很難令人接受。
所以，所謂的「改革派」（願意把改革步子邁得更大的人）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就開始與所謂的「保守派」有不同的意見。
改革派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場化力量，調整固有的結構，對外開放中國的經濟，大膽試驗，大膽創新，大膽顛覆。
大多數所謂的「保守派」在1980年代初期農村改革時期與改革派沒有什麼分別，只是在後來才出現分歧。他們的主流想法是認為，市場調節、市場規律固然非常重要，但還是要強調國家/政府/計劃/自上而下的控制、調控、導向。他們認為不妨回到1950年代黨內主流所希望採納的經濟發展路線。
要給予經濟自由的發展空間，要讓市場來配置資源。但也要對市場有所管理。
他們認為，如果把企業、機構、組織、個人等經濟力量視為小鳥的話，可以讓他們飛、活動。但總歸要有限制的。要有一個大的鳥籠去限制他們。鳥最終不能飛離鳥籠。這就是所謂的「鳥籠經濟」。在理論上，他們可以接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計劃最終是要居於主導的。
筆者以為，這個爭議只是暫時性的擱置了，並沒有最終解決。
核心問題可能不是有沒有鳥籠的問題，而是鳥籠可以有多大、應該有多大的問題。是一個特別大的鳥籠，鳥可以比較自由的飛來飛去（我們今天在動物園都會去參觀這樣的巨型的百禽園），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鳥籠？
鳥籠太小，大概不利於鳥的健康。
如果沒有鳥籠，那不就是「資本無序擴張」了？
在1980-1990年代的人們，這個問題不是問題。當時的痛點是把經濟搞上去！
為什麼所謂的「改革派」在1990年代初最終取得了全面主導？
筆者以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1）蘇聯也在搞改革。蘇聯的計劃經濟已經遭遇嚴重的發展瓶頸，包括經濟嚴重失衡，增速放緩，亟需進行改革/重組謀求新生。自1985年開始，戈爾巴喬夫就開始推動改革。在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提出了Perestroika（「重組」）經濟改革主張，通過。在1987年的中央委員會提出了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並在一個月後退出了新的國營企業法。蘇聯奉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謀求對其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微觀調整。雖然這個改革最後沒有成功，但已經說明蘇聯經濟模式出現問題，正在被證偽。這個過程和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同步發生。
2）1991年末，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帝國坍塌。蘇聯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均被證偽。1992年，Francis·福山寫出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宣告市場經濟和代議民主（liberal democracy）終將統治世界。那恐怕是馬克思社會主義者最難的歷史時刻。
3）1991年末的世界經濟格局是這樣的：
經歷四十二年的建設，中國的GDP僅及日本的約十分之一。毛澤東在1956年有這麼個著名的球籍論：
「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
毛澤東，中共八大預備會議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党的傳統》講話，1956年8約30日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些都是當時的共識。在進入1992年的這個環境下，恪守計劃經濟模式的人再也沒有支持自己的精神與理據了。
4）1980年代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
以上兩圖說明1980年代改革紅利帶來的中國經濟高增長（當然那時基礎也比較低）。1989年政治風波導致意識形態趨近，改革阻力突然變大，經濟增長也嚴重下滑。也可想見鄧小平當時有多擔憂！參加革命這麼多年，就是為了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人生接近終點，還沒有取得青年時希冀的成績。他多麼希望在他有限的生命裡最後推動一下。
然後就是1992年的南方談話了。實際上1991年鄧小平也有一個南方談話，在上海。範圍更小，時間更短，也沒有能夠通過媒體充分傳播。筆者稱1991年訪問上海為「小南巡」，1992年訪問南方為大南巡。大南巡奠定了改革開放加速發展的基礎。
5）老同志們也都老了。這個時候就是拼誰還有一點精氣神，能出來發揮影響。陳雲同志在政治上和鄧小平看法是一樣的，在經濟上則更加謹慎，注重國家/政府對市場的調控作用。他代表一種重要的聲音。他雖比鄧小平小一歲，但身體一直欠佳。十三大籌備期間（1987年），陳雲曾說：「50年代我的身體就是『木炭汽車』，我的身體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現在就不容易。」他為自己制訂的是「滾動」的「兩年計劃」。
都是老人，對民族和國家有無盡的愛，在晚年還在追尋初心和使命。
在國際國內歷史大變局的大時勢下，鄧小平通過晚年最後一點努力，把中國推上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軌道上。
陳雲
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將近二十年時光加速的改革開放裡，陳雲所推動的、留下的遺產有時被忽略了，甚至遺忘了。但筆者今天認為，他的存在，在1980年代是至關重要的。任何大的政治政策都需要充分的討論，需要平衡、制衡、均衡。。陳雲是支持和推動改革非常重要的原動力；他對維護和延續中國的政治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比許多帶有浪漫情懷的「改革派」更加謹慎，理性，注重政府/國家調控的作用。他提供了一項非常重要的遺產，成為中國改革「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今天許多年輕人已經看不到了）。在合適的時候，在必要的時候，這些因素也會重新「複歸」。
蘇聯
最後一點感想關於蘇聯。大概因為蘇聯經濟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太成功了，所以改革起來比較困難。這也是蘇聯的「成功陷阱」。
今天我們看蘇聯，它當時面臨兩個「成功陷阱」：
一是取得革命比較容易。所以政治上考驗是不夠的。不像中國共產黨，通過二十八年才取得執政地位。戈爾巴喬在政治上的放開為蘇聯的政治潰敗奠定了基礎；
二是經濟一直比較成功，所以在經濟上面臨的考驗也不夠。既然蘇聯的體制在歷史上比較成功，那麼特別大刀闊斧、顛覆性的改動就很難。所以蘇聯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驅動的，局限在工業和合資企業領域，嚴格管控價格或貨幣兌換，並且嚴格抵制私有產權。
這些都是蘇聯失敗的原因。政治上的輕敵 + 經濟改革的不力。
但無論如何，1980-1990年代十餘年間，無數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中國，在意識形態束縛下殺出了一條血路，為了中國謀得了建國以來第一次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中國人也形成了共識：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把經濟搞上去。必須把蛋糕做大。過程中，要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們真誠的相信，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就能為所有人找到致富路徑。全民最終將會實現共同富裕。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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