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報業集團「轉場」背後：韓正的憂慮與香港的機遇

過去十年，在互聯網的大潮下，變革成了傳統新聞業的新常態，中國決策層也在很早之前便開始強調媒體融合發展。作為中國媒體融合發展戰略的首個「地方實踐」，上海報業集團依託過去十年的轉型與創新被視為融媒改革的排頭兵。面對世界範圍內已經到來的傳播革命，有必要回溯上海報業集團的改革歷程，進而回答一個核心問題：上海報業集團憑什麼受到特別關注？

首先，上海報業集團改革是問題意識推動的結果。

上海報業集團是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而成，於201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公開資料顯示，上海報業改革問題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提出並推動。在上海報業集團成立前，韓正曾主持召開一次專題會和兩次碰頭會，最終於10月12日審議並通過了上海報業集團的調整、改革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報業集團成立前，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也就是廣為外界所知的「8·19」講話，習近平在該講話中強調「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佔領訊息傳播制高點。」「在網路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過不了網路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習近平講話不足15天后，上海在市委、市政府推動下啟動報業改革。按照首任上海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裘新的說法，「從正式決議到掛牌，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雖然從時間線來看，習近平「8·19」講話在前，韓正啟動上海報業改革在後，但後者的問題意識早就在醖釀。據時任中山大學新聞學院張志安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俞振偉撰文透露，韓正2013年春在對上海媒體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對傳統媒體影響力的萎縮深感憂慮，並對發展新媒體也提出了明確要求，即爭取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實現傳統媒體的「轉場」。韓正還表示，因為年輕人青睞新媒體，如果不重視年輕人的需求，不進軍新媒體，就爭取不到新聞宣傳事業的未來。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上海報業集團成立後，一方面堅決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後產能，比如減少報紙尤其是綜合性日報的數量，分流從業人員、削減經營成本，另一方面推動集團內非黨報黨刊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都市類報紙轉企改制。與此同時，在成立之初上海報業集團即推出兩大動作：一是與網路企業百度簽署戰略合作協議，聯合運營百度新聞「上海頻道」，這無疑為更大範圍的對外合作開了先例；二是重新恢復《解放日報》、《文匯報》和《新民晚報》三張大報的獨立法人地位，這也為後續集團內其他子報子刊的轉企改制做了保障。

對於淘汰落後產能，現任上海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李芸在10月12日召開的創新發展大會上有更直接的表達，李芸說，「改革，就是要堅決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後產能，把有限的資源精力聚焦到最重要的核心業務上來，突出服務主責主業，不再做那些可有可無的事情，杜絕同質化、內卷式競爭；所有的技術創新、形式創新，也都要為主責主業服務，要着眼提升媒體核心競爭力。」

通過不斷的破與立，上海報業集團從成立之初以報刊業務為主的媒體集團，發展為擁有客戶端、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手機報等多種新媒體形態，332個端口覆蓋用戶9.55億的新型主流媒體集團，其中尤其以新媒體引人關注。比如2014年1月1日《解放日報》旗下新媒體項目「上海觀察」（後改名為上觀新聞），同年1月16日投資的財經新媒體項目也即後來的界面新聞，同年7月由《東方早報》打造的新媒體項目澎湃新聞等。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7年，新媒體業務收入佔集團媒體業務總收入比重實現連年翻番，2018年預算目標占集團媒體業務總收入比重將達到53.3%首次實現過半，到了2023年新媒體收入佔集團媒體主業收入比重高達71.3%。

其次，上海報業集團改革基於結構性、系統性思維和判斷。

伴隨網路的發展，以及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湧現，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一場從0到1的傳播革命已經到來。技術的變革，無疑讓這一革命更迅速、更容易被感知到。對新聞傳播來說，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到新技術的強烈衝擊，傳統的新聞生產與傳播模式都隨之要進行調整，否則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新聞傳播也可以利用新技術實現涅槃重生，贏得傳播革命的主動權、話語權。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媒體面對的內外部環境有深刻洞悉，需要對當下正在進行的傳播革命進行結構性、系統性思考和判斷。（更多內容可參考《一場從0到1的傳播革命已經到來》）

這一點，裘新在上海報業集團掛牌當天接受新聞媒體聯合採訪時已有說明，裘新說，此次組建報業集團，是跳出辦報周期律來運作，報業集團要做的事情，是對資源進行梳理和分配，同時通過頂層設計、演繹推理來研究報業生態結構的優化問題，「（不能）糾纏於某一張報紙有沒有理由存在？是不是好？這是個別現象，沒法做判斷，必須做結構性、系統性判斷：整個報業市場能夠容納哪幾種報紙？然後再看市場對每個種類報紙的容量是幾份？在前兩者基礎上，再看我們現在有多少東西。在這三個問題清楚後，答案就是邏輯的必然結果。」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動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同時也是上海報業集團過去十多年實踐的方向。但需要承認的是，在政治力量、技術力量、市場力量、社會力量等各種作用力下，中國當前的媒體融合改革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和難題。二十大報告寫道，「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能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言外之意是，今天中國的國際傳播不管是「人」的能力還是以結果為目標的「效能」，都與中國的綜合能力和國際地位嚴重不匹配。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院長張濤甫在總結上海報業集團十年的一篇文章中，將當前媒體融合改革的狀態歸結為三種：空轉、自轉、公轉。空轉式改革，往往是流於形式、表面，不會傷筋動骨，簡單抄別人作業，沒有什麼實質性效果的改革。自轉式改革，只在媒體自身範圍內做「室內運動」，小打小鬧，做局部改良和內部改造，不能從國家大局和行業大勢上進行系統轉型。或者即便有意於對接中央精神和傳媒業大勢，也有心無力，接不住時代的「高拋球」。

而公轉式改革，則能從中國新聞傳播大趨勢和國家發展大局出發，承應時代呼喚、回答時代之問，將其使命擔當和能力半徑撐到與時代匹配的高度和廣度，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與時代有力互動，公轉式改革還能將自身改革與傳播格局大勢密接，不是在內河裏兜圈子，而直接走向遠海、深海，沿着國家和世界傳播大航線遠航。「上報集團的媒體融合改革屬於公轉式改革，（因為）自始至終都是在時代、國家和行業的大棋局中佈局、落子，從謀全局的戰略高度謀一域。」張濤甫寫道。

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危機意識，順應網路取代傳統媒介成為輿論主戰場的大勢，對內外部環境進行結構性、系統性的思維和判斷，並將此判斷與推動社會轉型相嵌套，這既是上海報業集團變革的底層邏輯，也是《香港01》自創辦之初就秉持的理念和採取的策略。基於此，在清晰戰略目標下《香港01》發展為香港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媒體，亦在過去八年中不斷推動整個社會的價值更新和改革轉型。我們深知，理清香港的國際性與「一國兩制」的優勢所在，是香港重拾發展動能的根本；充分發揮在「雙循環」、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中的角色本位，是香港的歷史責任；以香港現象說好中國故事，以香港為基地拓展中國在國際輿論場的話語權，也成為香港媒體今後一長段時間的機遇和使命。

香港理應意識到這場已經到來的傳播革命對自身、對中國、對世界來說意味着什麼。《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在《香港應該成為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一文中寫道，「中國的國家體制不利於它在國際輿論生態中馳騁，香港的媒體環境截然不同，很適合參與全球話語權競賽，這不是因為英語也是香港官方語言，而是因為香港擁有更開放的言論空間，與西方的話語體系更容易對接。」「香港何不在講好自身故事的同時，為講好中國故事搭擂台，將香港發展為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它既能為香港建設高端現代產業，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大都會的角色，服務國家雙循環戰略，為香港年輕人提供與內地融合、與國際銜接的就業機遇，更是與創新數字科技結合的商業應用。」

我們認為香港有希望成為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既有中西輿論鬥爭「政治化」的一面，也有香港作為一個商業城市在聯通中西文化上「去政治化」的一面。前者需要跳出「民主與專制對決」這樣的議程設置，另起爐灶建構對於治理的論述，後者則是治理論述能否最終立起來的那隻「看不見的手」。能否把握好香港在國際傳播中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能否深刻認識「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的內涵和外延，不僅決定着香港能否扛起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這一重任，也關係着香港能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頭找準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過去十餘年香港的泛政治化，將整個城市推入盲目的政治亢奮中，最終只能「打碎牙齒和血吞」。而今雖然在反修例風波這樣的「高燒」之後轉入冷靜期，也開始着力於經濟民生，積極穩妥推進改革，但「去政治化」依然任重道遠。上海報業集團過去十年的改革，不妨成為香港思考如何打造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的一面鏡子，既看到積極的面向，也看到不足的地方。香港要改革，媒體自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