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從0到1的傳播革命已經到來

自中共高層部署加強國際傳播以來，中國各地開始陸續成立國際傳播中心，新近引發關注的，是西藏為搶佔涉藏國際話語權所成立的西藏國際傳播中心。在此之前，多個省份已先後成立國際傳播中心，包括四川、甘肅、海南、山西、江西、浙江……

各地紛紛成立國際傳播中心，顯然是對中央部署的回應，但在科技變革的今天，比成立國際傳播中心更關鍵的是，承擔提升國際傳播效能主體責任的主流媒體能否深刻洞悉世界範圍內正在進行的一場從0到1的傳播革命。技術的變革，無疑讓這一傳播革命更迅速、更容易被感知到。對新聞傳播來說，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到新技術的強烈衝擊，傳統的新聞生產與傳播模式都隨之要進行調整，否則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新聞傳播也可以利用新技術實現涅槃重生，贏得傳播革命的主動權、話語權，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握科技對傳播的影響，以及洞悉這種影響又是如何促進社會領域的演變與發展。

科技變革加速「人人都是傳播者」格局

雖然歷史上傳播技術的每次革新和突變都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變化，比如從印刷時代到電影，再到廣播電視時代，但以往的革命和突變加總起來，也遠不如今次網路和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這麼大、這麼廣、這麼具有顛覆性。因為從傳播主體、媒介屬性、內容構成、受眾群體到傳播效能以及成本路徑，都在發生深刻變革。以往報紙、電視台完成一次傳播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而今只需要一支筆、一張嘴亦或是輸入一條指令就能完成。

換言之，今次科技變革，不僅正在顛覆「供給側」，也即傳統媒介不再是傳播訊息的絕對主體，且訊息的生成與傳輸也不再必然依託於具體的人，而且正在顛覆「需求側」，也即原本被動單向度接受訊息的受眾，而今亦成為一個又一個傳播者以及訊息的強大反饋者，「人人都是傳播者」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傳播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出版商、編輯、新聞記者甚至專家或名人，這為訊息的傳播、意見的深化和政治、文化、商業、娛樂、教育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

在印刷時代和廣播電視時代，作為「供給側」的主體，新聞媒體掌握着絕對的話語權， 「需求側」的受眾只是被動的訊息接收方，人們要想獲得訊息，只能等待報紙的出版發行或是守在廣播和電視機前，且因為版面和時長所限，人們接受到的訊息也是有限的。而在網路和社交媒體廣泛普及的今天，已經很少有人通過報紙、電視獲取即時訊息，一個接入網絡的手機就可以搞定一切，龐雜的訊息每時每刻都在呈現與互動，包括資訊、通信、娛樂、社交、社會服務、理財、購物、就業等等。此外，移動通訊也讓所有人同時、隨時在線成為可能。

而且在線的同時，還能通過留言、彈幕等方式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實時互動，交流意見。中國網路絡訊息中心2024年3月22日發布第53次《中國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較2022年12月新增網民2480萬人，網路普及率達77.5%。另據法新社2023年7月報道，全球近50億人活躍在社交網絡，佔世界總人口的60.6%。

除了「賦權」需求側，科技變革也在不斷模糊「供給側」的邊界。以今日頭條、微信公眾號、抖音等平台為例，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媒體，今日頭條在建立初期喊出的口號也是「我們不生產新聞，我們是新聞的搬運工」，但不管是今日頭條、微信公眾號還是抖音，都承載了遠超過任何一家媒體的海量訊息，且海量的UGC、PGC每天在該平台上生產與傳播訊息，這其中也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媒體，比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黨報官媒，都在新媒體平台開設了賬號，以形成自己的融媒體矩陣，更好適應正在進行的技術革命和傳播革命。

隨着網路平台和社交媒體的崛起，一些頭部KOL和意見領袖的號召力正在愈發凸顯。2024年2月6日，普京接受美國FOX前主播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訪談，該訪談播出後，很快引發各方關注，有分析認為，作為自媒體頂流，美國民粹右翼/MAGA的意見領袖和「弄潮兒」，卡爾森一個人可以蓋過一整個新聞媒體，影響力甚至接近特朗普，可以成為半邊天。尤其特別的是，他有一定的獨立性，能夠直接聯繫廣大MAGA基本盤，並影響他們的想法，以及直接設定、影響、引導MAGA的議程。同樣的情況也在中國廣泛發生，比如依託於東方甄選突然火爆的董宇輝，不僅憑藉一己之力將東方甄選推至帶貨頂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直播帶貨的生態格局。

當「人人都是傳播者」成為可能，當技術變革的觸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也隨之發生變化，無論你做什麼、去哪裏，都離不開數字訊息技術、媒體和通信，即便只是刷一個小視頻，也是在傳播，也完成了一次大數據生產要素的積累。以往人們需要面對面才能實現的溝通與對話，而今只要「在線」就能搞定。在疫情期間，很多演唱會通過「線上直播」進行，實時在線人數達到驚人的千萬上億人次，這是任何一場線下演唱會所無法企及的，也是需要強大技術支撐才能實現的。不過這顯然不是全部，「人人都是傳播者」只是科技革命浪潮下傳播革命的一個小剖面而已。

正如馬雲在阿里重組一周年之際所發《致改革 致創新》內部信所言，「面臨這個技術巨大變革的時代，三、五年的時間跨度對於網路領域而言，猶如一個世紀之久，足以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AI時代剛剛到來，一切才剛開始。」

後真相時代，價值傳播才是王道

科技變革是一把雙刃劍，放在訊息傳播層面也不例外。科技變革帶來了訊息的大爆炸與便捷流通，但同時也增加了人們辨識訊息真偽的難度。尤其當OpenAI公司在龍年伊始推出最新人工智能（AI）模型——Sora時，人們更是紛紛驚呼：現實不存在了。其實很早之前就有「後真相時代」的說法，只是Sora將這一現實更直接地推到了人們面前，並使得有限的現實世界和無限的虛擬世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另外一個新的世界。有專家預測，我們將很快看到更為激進的傳播融合和滲透。我們已然成為同時居住在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一個獨立但又與現實世界互補的、緊密相連的虛擬世界——的第一代人。

對於媒體來說，後真相時代並不意味着真相本身不重要，而是真相不再是爭奪話語權的關鍵，能否依託於價值傳播來主導輿論，提供「情緒價值」，強化「人設」，才是佔據國際傳播制高點的關鍵。赫克託·麥克唐納在《後真相時代》一書中開篇即提綱挈領提出「競爭性真相」的概念：因為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同一件事情是由多個事實組成的，對不同事實片段的截取會導致不同的真相呈現，這些事實片段之間因為使用者的不同企圖而存在着競爭性。不同的表達角度導致了同一事件不同的真相，至於選擇相信哪種真相則取決於你站在哪個利益立場。用《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的話說，人類其實一直生活在後真相時代：在訊息不發達的時代被矇蔽，在訊息爆炸的時代只相信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事實。

比如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關於警隊是否涉嫌濫用武力的問題，完全取決於受眾的立場和價值觀是什麼。今天國際輿論對中國經濟以及中共的判斷與看法，也完全取決於趨於固化的意識形態，與中共做了什麼、實現了怎樣的實際目標不相干。

身處這樣一個科技變革的時代，媒體人自身面臨的挑戰並非簡單的被人工智能替代，雖然當ChatGPT橫空出世後，媒體行業討論最多的還是工作會否被替代，真正的挑戰在於能否在掌握科技規律的基礎上，在海量資訊中提取有價值的訊息，並將其與特定的背景和情境結合起來，生產出對社會生活與時代環境進行深層思考的內容。換言之，能否在科技浪潮和訊息浪潮中把準社會轉型的脈絡，讓技術為我所用，才是傳播者或媒體人需要的能力，但大多數傳統媒體人並沒有做好準備。當然如果再深入一步，面對席捲而來的AI浪潮，所有人或許都該重新思考「回歸人的本質」之道，即如何做機器人不能替代的「人」，畢竟人類是在不斷建立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過程中更好地成為他自己的。具體到新聞傳播領域，最重要的，是對現存世界中某些東西的超越和否定的批判性思維。

曾擔任外媒駐華記者的美國專欄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中文名：何偉）回顧早年在重慶涪陵師專任教的經歷時說，他看到學生們學的一本《美國社會調查》的課本，裏面羅列了南加州的犯罪、種族主義等問題，何偉說，書中說的都是真的，但在這個遙遠的中國的江城，拋開具體背景，討論這些美國社會問題有什麼意義呢？何偉認為，負面新聞的報道，本質上是為小區和群族服務的，一個小區中出了個混蛋，記者就應該把他揪出來，哪怕這個混蛋是美國總統。但是，報道遙遠國家瑣碎負面新聞，實在看不到什麼意義。就像很多西方媒體，每天讓助理尋找中國的負面報道，當成大新聞，但何偉說他看不到這種報道的意義何在，中國是一個變化的社會，不能脱離了具體的背景和情境，談論這些瑣碎的社會問題。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AI顯然在呈現背景和情境方面，已經超越了很多人。

所以在後真相時代，資訊判斷將繼續成為主要構建話語權的手段，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越來越受到訊息圈層的影響，一個個小共同體和訊息單元將更為重要。這同時意味着，後真相時代極化現象將更趨嚴重，尤其是在算法的加持下，再加上原本訊息圈層的影響，人們會不知不覺陷入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中。對媒體而言，是投其所好還是堅持符合社會變革需要的價值傳播，能否平衡好「既要」「又要」，從長遠來看關乎生死存亡。

比如曾迎合民族主義而迅速搶佔輿論戰場的《環球時報》，在今天的氛圍之下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因為自媒體時代從來不缺民族主義，這些以民族主義博取流量和眼球的自媒體顯然可以比《環球時報》更「左」，在煽動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時更沒有包袱。再如在修例風波期間率先喊出「反送中」口號的挑逗港人情緒的《蘋果日報》，即便沒有國安法，在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越來越強烈的今天，「頭腦與現實脱節」也註定無法長久，英美主要媒體面對今天世界變局的乏力根源即在於此。

科技變革呼喚「去政治化」國際傳播

面對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以及TIKTOK在美國的遭遇，恐怕沒有人會否認，網路和社交媒體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習近平早在2013年的「8·19」講話中便將網路看成是輿論戰的主要陣地，並在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強化網路思維，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台、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的目標。及至2020年6月30日，從小組升級之後的深改委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強調要「推動主力軍全面挺進主戰場，以網路思維優化資源配置，把更多優質內容、先進技術、專業人才、項目資金向網路主陣地彙集、向移動端傾斜，讓分散在網下的力量儘快進軍網上、深入網上，做大做強網絡平台，佔領新興傳播陣地。」如此佈局的目標再清楚不過，那就是應對以網路和社交媒體為主戰場的輿論鬥爭。

基於國與國之間輿論鬥爭展開的國際傳播，必然是政治化的。但放在更大範圍來看，各國在有意無意傳播本國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的同時，大量的文化、科技、娛樂、生活等訊息正在成為國際傳播的重要內容，而這又是「去政治化」的，「去政治化」的國際傳播是可以超越國別、種族和語言的，是基於人性和普世價值的，也是科技變革時代所青睞和呼喚的。

比如大熊貓，當世界各地的人們圍觀大熊貓時，自然是因為它外形天然攜帶的「萌」和「可愛」，是能給人帶來的治癒感，這些情緒價值顯然是「去政治化」的，但大熊貓作為中國獨有的文化表徵物之一，其符號價值又必然是政治化的，「熊貓外交」就是典型。再比如曾火爆網絡的李子柒，「去政治化」的唯美意向和氣息背後，承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彰顯的是民族審美，這同時也是「政治化」的。

還有面臨被迫退出美國市場的TikTok，憑藉其獨特的創意和用戶體驗，在短時間內席捲全球，成為年輕人最喜愛的社交平台之一，數據顯示，TikTok在美國擁有約1.7億用戶，為內容創作者提供了一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觀眾群體，這些創作者利用TikTok作為展示才華、吸引粉絲並從中獲取收益的平台，且多數內容是「去政治化」的，但隨着其影響力的擴大，越來越被「政治化」，以至於牽動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將其除之後快。從這個層面看，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

我們認為香港有希望成為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既有中西輿論鬥爭「政治化」的一面，也有香港作為一個商業城市在聯通中西文化上「去政治化」的一面。前者需要跳出「民主與專制對決」這樣的議程設置，另起爐灶建構對於治理的論述，後者則是治理論述能否最終立起來的那隻「看不見的手」。能否把握好香港在國際傳播中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能否深刻認識「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的內涵和外延，不僅決定着香港能否扛起中國的國際傳播中心這一重任，也關係着香港能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頭找準自己的定位和角色。過去十餘年香港的泛政治化，將整個城市推入盲目的政治亢奮中，最終只能「打碎牙齒和血吞」。而今雖然在反修例風波這樣的「高燒」之後轉入冷靜期，也開始着力於經濟民生，但「去政治化」依然任重道遠。

時下，科技革命來了，傳播領域的科技革命也來了，但傳播本身的革命還沒有到，傳播革命還在從0到1的路上。科技革命讓輿論戰變得便宜和方便，同時也在加速傳播作用的升級，在傳統體系被解構、新體系還未形成的「過渡時刻」，傳媒世界如何重構，既是對科技的回應，也在徹底改寫傳播生態。未來誰能否成為新型主導者，關鍵在此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