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發展遭遇人權 誰在妖魔化西藏？
日前，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23·中國西藏發展論壇」在北京召開，今次論壇主題為「新時代、新西藏、新徵程——西藏高質量發展與人權保障的新篇章」。現任中宣部長李書磊出席論壇，並宣讀習近平賀信。
根據新華社消息，習近平賀信緊扣論壇主題，給出了「發展」與「人權」的中國答案。習近平說，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權，發展是實現人民幸福的關鍵。「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徵程上，希望西藏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讓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最高層賀信之外，參與該論壇的一眾學者的發言也集中於「破」與「立」兩個維度：破的是西方長期以來對西藏的妖魔化；立的是中國推動西藏發展對藏區人民生活的切實改變。
比如西藏民族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劉凱教授在發言中提到，在當前複雜的國際關係和跨文化傳播語境下，西藏傳播面臨「不願、不想、不能」三道難題。
具體來說：第一，不願傳播真實的西藏。面對國際關係異常複雜和多變，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基於政治目的不願放棄「西藏牌」，會有傾向性地選擇傳播片面的、歪曲的、為其所用的西藏形象。第二，不想相信真實的西藏。現階段外界對西藏認知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或者停留在「人類最後的秘境」的光環之下，亦或是雪域高原艱苦的生活環境和落後的生活狀態等「舊貌」之上。由於刻板印象的存在，外界公眾不想放棄對所謂「秘境」獵奇心理的滿足，或是「落後」「困苦」形象對審視者優越感的滿足，因此，他們往往不想相信真實的西藏。第三，不能觸達真實的西藏。由於地理和氣候原因，能夠進藏旅遊親身體驗西藏文化的人口數量還比較少，特別是國外民眾大多從媒體上了解西藏，他們看到的西藏其實不是真實的新西藏，而是藉助於媒介鏡像和自我選擇後形成的感知形象，並不能觸達到真實的西藏。
再如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林冠群從交通與教育兩個方面，凸顯西藏的「今非昔比」，而這樣的變化，正是基於中央政府對西藏鋭意且不計代價的建設，包括能源、交通、經濟生產、社會、教育等等。
具體來說，在交通方面，以往西藏對內交通不便，貨物、郵件全靠人力及畜馱運送，時至2021年，「世界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薩高速公路已通車，西藏全區一級及以上公路通車裏程達1105公里，除阿里地區外其餘6市均有了高速公路。在教育方面，往昔西藏的教育是專為貴族及僧侶而設，1959年後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廣設各級學校，並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至2018年西藏各級各類在校學生已達66.24萬餘人。林冠群同時追問：全世界都在追求現代化，憑什麼希望西藏不要有任何變化？
面對今日的西藏，不管是破西方的妖魔化，還是立中國的發展觀，這既取決於西藏的實際變化本身，也與雙方圍繞西藏展開的敘事與各自掌握的話語權直接相關。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在題為「我的喜馬拉雅敘事」的演講中就提到了西藏的敘事問題。在李希光看來，喜馬拉雅區域是西方殖民勢力對亞洲區域進行殖民統治最早、最深入的地區。從英國帝國主義到今天的美國霸權主義，從來沒有停止過有關喜馬拉雅地區的宣傳與破壞。在全球輿論新環境裏，表面上看到的是涉藏假象，其本質是一場嚴峻的東西方思想戰爭。「喜馬拉雅新敘事的目的就是要用環喜馬拉雅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大團結敘事取代西方二元對立的喜馬拉雅敘事。」「當前環喜馬拉雅諸國學界和媒體嚴重缺乏自主的喜馬拉雅知識生產，嚴重依賴北大西洋國家的喜馬拉雅知識生產。其結果是，一些國家的學界和媒體受制於西方話語，內心有恐懼，縮手縮腳，不敢自主的開展喜馬拉雅的敘事寫作。隨着美國從中國周邊入手，不斷挑釁和威脅中國，環喜馬拉雅經濟帶和跨喜馬拉雅的民心溝通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
李希光所謂「西方二元對立的喜馬拉雅敘事」其來有自，且最直接有力的批判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西方內部。1998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推出《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藏傳佛教和西方》一書，該書作者是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這部著作不只在藏學界，而且也在整個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領域內引起了不小的反響。Lopez運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西方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手法，對歷史上和當下西方世界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誤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別是對當下西方神話化、精神化西藏，將西藏與香格里拉——一個西方殖民主義幻想所創造出來的烏托邦——等而視之，以至於普遍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這一現象做了振聾發聵的批判。
《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書告訴人們，西藏從來就不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主題」，而是一個西方幻想的對象，而這個想象出來的「虛擬的西藏」（virtual Tibet）對於當下西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都有着十分特別和巨大的影響。在西方，西藏不是一個具有自己的歷史以及獨特的社會構成和文化傳統的現實存在，而僅僅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它是一個由西方人、為西方人設計和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式的、超現實的存在。有時西藏被理想化為一塊淨土、聖地，是集聚人類一切智慧的寶庫，一個完全奉獻給佛教實踐的田園牧歌式的社會；有時西藏又被妖魔化為一個充滿了各種迷信、巫術的地方，一箇中世紀的腐朽和罪惡的淵藪，一個令人厭惡的瘋狂剝削和壓迫農奴的神權政體。不管是理想化，還是妖魔化，總而言之，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刻板印象的流行，均表明西藏絕對不是一個真實的、現實的存在，它只不過是一個被幻想的對象。
基於Lopez的研究，沈衛榮、汪暉等中國學者在21世紀初期不斷在提醒的是普遍存在於我們國人中的「內部東方主義」問題。沈衛榮在一篇關於內部東方主義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想來或令人唏噓的是，今天努力在將這個西方殖民主義想象中的烏托邦轉化成為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人人嚮往的人間仙境的主角，竟然全部都是我們這些包括漢人、藏人和其他民族同胞在內的中國人，原來我們中國人才真的是當代香格里拉的創造者和建設者。或問今天的我們為何對香格里拉如此的熱衷呢？莫非我們也全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汪暉則在《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一書中這樣寫道，「東方主義的幻影並不僅僅屬於西方，如今它正在成為我們自己的創造物。雲南藏區的中甸現在已經被當地政府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這個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號，目的不過是招徠遊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帶訪問時，曾經到過一個藏族文化的『樣板村』，這個小小村落竟然網羅了幾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築和擺設。在迅速變遷的世界裏，保護和珍藏民族文化是必要的，但這樣一個藏族的文化村並不能夠反映藏族生活的日常狀態。關於西藏的神秘主義想象現在變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標誌，那些從全世界和全中國奔赴藏區的旅遊大軍，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創造的各種『本土的』、『民族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創造怎樣的新東方主義『神智論』和通靈術？又在怎樣將活生生的民族文化變成遊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評西方的東方想象時，我們需要批判地審視中國社會對於東方主義的再生產。說到底，東方主義不是一個單純的西方問題。」
從這個層面來看，當發展遭遇人權，當中國的喜馬拉雅敘事遭遇西方二元對立的敘事，警惕普遍存在於中國內部的東方主義同樣重要。作家王力雄在《天葬》一書的封面這樣寫道，「西藏就像一個失去了行動能力的人體，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巔，從不同方向飛來的鷹鷲，紛紛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從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搶奪主權，或是爭取民意，或是表現意識形態，或是討好國際社會，還有那些貪心不足的商人、盜獵野生動物的槍手、尋求刺激的旅遊者、厭倦了現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湧進西藏各取所需。」或許，回歸西藏民眾本身之所需，才是建構喜馬拉雅新敘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