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五 | 為何「馬斯克」容易在中國基層中被扼殺

導語：「新質生產力」第一次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後，成為中國的熱門詞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當下，這個新詞匯只是「新瓶裝舊酒」，還是能幫助中國經濟謀求更新的發展動力？更深層次來說，新質生產力的出現，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社會經濟層面的變遷，還意味著生產關係、社會制度層面的深刻變革。究竟何謂「新質生產力」？

黃奇帆先生是原重慶市市長，是熟悉中國發展和改革的代表性人物，他本身的經歷很好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黃奇帆早年是上海市經濟改革的重要官員，積極參與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他在2001年被調派到重慶市任副市長，後來成為市長，在三任市委書記領導下工作。在出任重慶市市長期間，重慶市的經濟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增長在全國的前列，特別是為電子生產和芯片領域奠定了強勢基礎。近年黃奇帆在經濟相關領域的討論非常活躍，社會上非常認可他對習近平深化改革的說明。

日前，黃奇帆在中共廣東省委黨校2024年春季主體班上的講話，從邏輯內涵、科技創新、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運行和產業組織，以及從生產關係的角度，系統闡釋了他對「新質生產力」的認識。對新發展理念、新質生產力的介紹讓不少學者和官員腦洞大開，大家都認為他能抓到這個艱巨難懂議題的重點，一語中的，深入淺出，資訊量非常豐富。

現分拆為五篇全文轉載。強烈推薦香港社會耐心閱讀他近期的這講話，特別是香港政府官員和治理精英們，黃奇帆的這篇說明對香港理解國家發展大局是關鍵的，更重要是香港應該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以這篇說明提供的認識來反思香港要如何進行經濟和民生改革。

本文為第五篇：《為何「馬斯克」容易在中國基層中被扼殺》。生產力的發展會帶動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優化能刺激生產力發展。同樣，新質生產力必須有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黃奇帆提出7個方面中國需要進行制度化創新，不然像馬斯克這樣的人在中國的基層做起來，可能他還沒有成功的時候就被扼殺了、被淹沒了，如何讓我們的社會環境容忍這種奇奇怪怪的創新者。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要重視企業家，尊重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制度以外，對於新質生產力這樣的創新、創造類企業家，更要給予更多的人文制度方面的保護和關懷，需要良好的制度管理。

以下為黃奇帆發言：

生產力的發展會帶動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優化能刺激生產力發展。因此新質生產力需要與之匹配的基礎性社會制度，即生產關係的構建。這涉及到改革開放，即供給側結構性的制度化改革。這裡講得的不是廣義的生產關係，而是講技術創新本身直接相關聯的一些制度。我認為有七件事情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並進行制度化的創新。

第一，增大研發經費的投入。新質生產力要重視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我國研究開發經費的目標定位是每年佔GDP的2%，這已經有十幾年，有些省份、城市早就超過，但有的還在一點幾，全國平均基本在2%，最近幾年已經到2.5%、2.6%了。

研究制定「十五五」規劃和2040年遠景目標時應該提出一個邏輯，設定全國研發費要佔GDP的3%，到2035年是不是應當進一步提升到4%？我國過去搞基礎設施非常多的投入、產能超前、建設超前，把今後二十年的基礎設施需求可能都已經提前建好了，從這個意義上，將省出來的錢更多地往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科技創新上去投。這個指標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要調整的。

第二，增大原始創新研發經費的投入。科研創新首先是原始創新、0—1的源頭發明創造、無中生有的創新。在這方面，中國過去二三十年存在的問題是投資力度不夠。中國現在每年的研發費世界第二，總量不小，但是其中只有5%—6%投資在0—1的創新方面。

世界發達國家，每年研發費的20%投資在0—1的源頭創新上、重大發明創新的項目上。所以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源頭創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夠，到2035年應該力爭使我國的原始研發創新投入佔比趕上世界先進的水平，達到20%。這是一個基礎性的制度，這個指標一調整，整個生產關係和新質生產力之間就比較匹配了。

第三，提高原始創新成果的轉化力度。在研發成果的轉化上，我國轉化力度不夠。0—1發明以後，好不容易發明了，能夠孵化出產品這一塊，1—100的轉化上我國轉化度不夠。目前中國的轉化度大體上是發明量的20%，世界大體上人類發明成果的50%轉化為生產力，中國目前20%的轉化度在世界範圍偏低。任何發明創造不可能100%轉化，但40%、50%的轉化是應該的。

目前我國的制度是一切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專利投資者佔30%，發明者、發明團隊佔科研成果知識產權的70%，聽起來我國對發明團隊高度重視，但是發明團隊能發明，不見得能轉化。

最近這二十年，每年有上千個獲得技術進步獎、創新成果獎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發明的人因為知識產權變成億萬富翁的，因為沒有轉化就沒有產生生產力，就沒有利潤。要重視科研成果轉化，還真要學發達國家的做法，發達國家不管是美國還是歐盟，知識產權專利都是三個三分之一，也就是任何科學發明的知識產權專利出來，誰投資誰擁有三分之一，誰發明誰擁有三分之一，誰轉化也擁有三分之一。這樣一來，如果發明者自己把它轉化成生產力，那麼發明者可以拿三分之二。

發明者能發明，但不一定能轉化；轉化者情商高，懂市場，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會有大量的轉化者參與進來推動創新成果的轉化。美國的《拜杜法案》就是三個三分之一的法律規範，推動矽谷成為全球研發創新及科研轉化的高地。這裡邊我國缺一個制度機制，怎麼保障轉化者的利益。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這樣的轉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開發的投資、發明、轉化的法律制度，這也是生產關係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一環。

第四，建立健全培養打造獨角獸的資本市場體系。好不容易1—100有了產品，怎麼樣把這些產品大規模生成形成獨角獸，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總體來講，我國缺少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撐，缺少金融力量的有力支持，在這個意義上，各種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資本市場科創板怎麼來推進幫助這些科創企業形成獨角獸，形成重要的產業，也是我們今後要努力的事。這方面資本市場的制度安排，怎麼把它到位，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保障。

第五，數據產權的問題。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燃料」，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不同，數據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始數據是碎片化的，需要加工變成有用的數據，數據產生數據，數據可以多次轉讓和買賣，數據在利用過程中產生了價值與產權。

數據作為一種經濟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質和特性，數據交易中的產權和價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內涵。數據產權歸屬是數據產業發展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它決定著如何在不同主體間分配數據價值、義務和責任。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不同的是，數據的產權問題仍未解決。

土地、資本或勞動力等要素具有專屬性，但數據很複雜，目前在確權方面缺乏實際的標準規則，迫切需要對數據涉及的管轄權、交易監管權、所有權、使用權等基本權利進行制度規範，這是數字經濟作為新質生產力創新發展、健康發展、安全發展的基礎。

第六，增強對老百姓教育、文化、生活方面的投入。原來的發展比較重視物質，往往對人的發展有所忽視。現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更要重視增加勞動者創新、勞動者文化、勞動者素質的提升，這裡面很重要的是在宏觀分配上增加對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比重。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在供給和需求兩側都面臨與「人」有關的突出問題：在供給側，勞動力供給結構發生趨勢性反轉，人口進入負增長和深度老齡化的新階段；在需求側，存在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偏低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較低，即「雙低」問題。

如不干預，這兩方面互相作用，會驅動經濟發展進入逐步降級的「失速」陷阱。要著力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同時，通過深化改革、強化創新，培育和釋放我國規模龐大的人力資源紅利；同時，要通過改革收入分配，提高勞動報酬份額，增加消費佔比，縮小收入差距，增強經濟循環的內生動力。

總之，過去40年來我國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0%左右。在今後十幾年要著力增加對人的投入，把40%變成50%，甚至到55%，我國120多萬億GDP增加10個點就是10幾萬億，如果到2035年有250萬億GDP，增加10個點，就是25萬億的現金進入老百姓口袋，既提高了老百姓的消費能力，生活更美好，同時也會增加內循環的拉動力，對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和教育文化各種素質的提升都有好處。勞動者文化素養提高了，就有了更多更好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人才基礎和人力支撐。

第七，提高全社會對創新者的容納度。發展新質生產力、獨角獸會出現一些非常厲害的創新、創業者，這種創新、創業者是新質生產力資源優化配置、要素優化配置、企業管理方法優化配置的特殊人才，對生產的各個環節經過他的配置後會產生特殊創新，就像馬斯克這樣的人。

我們要反思，像馬斯克這樣的人在中國的基層做起來，可能他還沒有成功的時候就被扼殺了、被淹沒了，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環境怎麼容忍這種奇奇怪怪的創新者？不僅他的業務創新有別於常人，甚至個性也很奇特。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要重視企業家，尊重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制度以外，對於新質生產力這樣的創新、創造類企業家，更要給予更多的人文制度方面的保護和關懷，這裡邊也有文章可做，需要良好的制度管理。總之，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塊的產業上發力，要在五個層次上進行顛覆性的創新，要培育和壯大生產性服務業，要著力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要加快產業互聯網對傳統產業和實體經濟的賦能，要提供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綜合發力，形成體系推進，新質生產力才能快速生成，並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從而為提升國家總體競爭實力、促進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堅強有力的生產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