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與中國・一︱超越民主與專制 石之瑜：歸屬與支配是關鍵
2024年5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石之瑜教授的新書討論會，活動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黃旻華教授開場、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退休教授廖達琪主持，並與政治學者施正鋒、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高彥、《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曾國祥進行對談。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與知識人類學，不僅學術專著等身，更對西方主流學術思想帶有強烈批判，且時常在兩岸媒體發表時評。此次新書《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討當今中國政體下，儒家和社會主義原則如何塑造公民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同時期望超越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作為關心兩岸思潮的媒體，《香港01》獲邀前往採訪，此為系列報道第一篇，全部共三篇。
意識源起
石之瑜首先表示，自己很少處理民主化相關議題，但近年做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時，越做越感到有瓶頸。他觀察到，學者普遍無法推翻或檢討國際關係中的基本預設，包括無政府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而這樣的預設影響許多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中國政治、中國外交論述，例如2018年中共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最長連任兩屆的規定，就在西方學界引發極大震撼，當然有的人也因此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個做法終於解決所有研究上的立場問題，中國證明了自己『畢竟不是我們之一』，我們把它當成一個邪惡存在來對待即可。」
石之瑜進一步指出，國際關係研究到最後，似乎都在找尋這種「最簡單的答案」，進而建立黑白二元論述，宛如小丑與蝙蝠俠的鬥爭，非常不負責任，而這些年國際關係理論界雖然一再檢討反省，卻碰到瓶頸，結果永遠沒辦法真正溝通。所以自己希望能發展出一種語言，從政治學的最根本假設進行檢討，來叩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會覺得，人權是一個最基本的存在？
從這個問題可以衍伸出很多連續扣問：為什麼看到其他國家有人權的壓迫，就會產生一種必須要介入的本能？這種本能是怎麼養成的？什麼樣的文化、思想，養成了這種本能，而讓人覺得自己的介入是理所當然的，讓人覺得自己的介入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所有的介入，都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石之瑜表示，要問這些問題之前，其實就必須要去思考，為什麼人們會把民主跟威權的對立看得如此理所當然？實際上在人們的實踐跟所建構的理論中，都不可能把民主跟威權變成兩個對立，但自由主義者就是有一種內在需要，來把民主跟威權變成是兩個對立。因此《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本書，其實是想做一個打底的工作。
石之瑜接著回溯，自己一開始批判主流學術理論時，其實是從西方去找資源，例如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批判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的批判論述，即便英語學術界的同仁不一定接受，卻至少聽得懂，所以能做為自己的反抗同盟。但這種借助終究會有表達的困境，所以自己最後還是決定回歸非歐陸、英美的思想資源，也就是回到儒家的文本中，所以就有了《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樣一本書。
歸屬與支配是關鍵
石之瑜說明，《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首先要批判的，就是政治學所假定的自由民主與威權獨裁的對比。因為一個社會要能組織起來、要能完成治理，絕對不是因為政體獨裁或民主，而得到治理；一個社會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為這個群體的人，願意歸屬於這個群體，而領導人要實踐治理，就必須要形成秩序，也就是這本書主要討論的兩大元素：身分歸屬（belonging）與權力支配（dominance）。
所謂「身分歸屬」，是講一個群體如何產生一種歸屬；而所謂「權力支配」，則是指一個群體的秩序，是通過怎麼樣的一種思維、一種理所當然的假設，而把大家組織在一起，讓大家產生一種願意相互歸屬的情感。
石之瑜進一步陳述，自己要問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的最根本問題：人們如何歸屬？領導人如何支配？什麼樣的支配是人們可以接受的？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人們相互歸屬？什麼樣的情況下領導人會通過政治歸屬去排除一些人來完成支配？石之瑜強調，自己要問的是歸屬與支配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而不是政府如何產生、是不是透過老百姓選舉。
石之瑜指出，去問了歸屬與支配的問題後就會發現，民主與專制雖然是兩種政府產生的方式，卻都不能運作脫離歸屬與支配的原則來運作。人們認為民主可以解決的問題，或者認為一個偉大領袖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牽涉歸屬與支配，都不見得能依靠一種特定制度來解決。而一旦現有制度違反了歸屬與支配的需要，社會往往就會借助另外一種力量來解決，例如民主運作不下去，就會借助專制的方式，專制運作不下去，就會借助民主的方式。
例如，一個自以為全知全能的領導面臨的是：老百姓不願意告訴他，他們之間到底有沒有歸屬關係、老百姓怎麼想、老百姓到底手邊有什麼資源訊息與能力，這個全知全能領導其實是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而其結果就是，變化會在一個你沒有辦法預期的情況底下突然爆發，例如一個被認為已是完全完美的封控體系，因為新疆發生一場火災，就把整個封控體系瞬間改變了，這個封控體系裡面所有效忠的人，瞬間好像成了背叛者，但其實這些人自己都不能預測自己。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看似非常自由民主的社會，人們可以去投票，但最後產生出來的政府，就是一個貪腐且無能的精英統治集團，彼此不斷地交換位子與交互領導，而且還讓老百姓覺得，人是自己投票選出來的，老百姓懲罰了舊執政者，把執政者趕下台了，但老百姓沒有想到，過了3年5年舊執政者又回來了，同樣一批人不斷地交互執政，都是貪腐集團。顯然，系統已經出現問題，而所有自由民主體制的「內捲」（involution），就是走向法西斯主義，法西斯集團、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與排外的東西就會出現，接著就是各種「雙標」（double-standard）與不一致。
石之瑜指出，如果不把民主與專制看成對立，就能發現所謂「雙標」的出現，其實是一種循環（cycle），一種集體跟個體的循環。如果一個集體主義的權威文化，把個體壓制到沒有呼吸空間了，老百姓就會自己產生互助（solidarity），會自己創造呼吸的空間，這種時候暴政必亡；如果一個民主社會，永遠都是老百姓投票選出一個貪腐政權，最後什麼東西都不得治，所有的基礎設施都崩潰，老百姓就會主動去找一個能讓他們安心的領袖，來把群體的光榮重新找回來，法西斯就有了溫床。
石之瑜進一步陳述，所以民主跟專制不是兩分的，所有社會真正要處理的還是歸屬與支配的問題，當問題處理不了的時候，民主社會會去找專制的方法來解決，專制社會處理不了的，人民就會去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來應對。比較之後，從思想的角度來講，民主與專制兩分法其實是欺騙性的，是為了讓人們以為，我們的系統比另外一種系統更卓越，而且在我們「卓越的系統」裡面，都是老百姓在做決定。但現實根本不是這樣。
石之瑜補充，自己也希望能把這本書的關懷，與全球南方的思維、非自由民主的思維進行連結。所以最後一章就嘗試與Ubuntu（烏班圖，一種非洲式的世界觀，強調「我存在，因為我們存在」的精神）進行對話。未來自己也希望能跟蘇菲主義做連結，因為蘇非主義其實與傳統的中國先賢思想，存在互通空間。只要走出了過去的殖民母國，全球各地的固有思想幾乎都是關係導向，很少有個人主義這種內涵的。
石之瑜接著分享，自己面對英語為主、歐美為主的聽眾時，很常被反問類似的問題：「What about Tibet？」「What about Hong Kong？」「What about Uyghurs？」，接著還會有人說「Europe learns！」，意思是歐洲人已經從歷史上學到教訓，未來不會再搞大屠殺。石之瑜強調，自己今天就是要從《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本書出發，來回答這些問題。
治理性與群眾路線
石之瑜接著談到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群眾路線（mass line）。
其指出，自己對治理性的討論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傅柯談治理性，就是講系統裡面的人如何被養成，來共同完成這個系統要求他們完成的工作，讓這個系統得以繼續。但石之瑜指出，學界用傅柯去研究獨裁體制通常都會強調，獨裁者是怎麼用治理性來操弄這個社會，「我想這就完全失去治理性這個概念的意義了，因為如果有人可以超越治理性，那麼對他而言，這根本不是治理性，而是一個控制機制。」
石之瑜接著強調，自己想要研究的，其實反而是「反治理性」（counter-governmentality），也就是如果治理性是指，社會當中每一個個體的成員如何被養成去完成、繼續實踐鞏固這個系統，那麼「反治理性」講的，就是領導人如何被養成到必須要去回應、去關切這個社會，以便能讓這個社會繼續屬於他的領導，如何透過自我控制進一步去控制這個社會。
石之瑜指出，領導人本身也是受到養成，並非只有被控制的人處於被控制的狀態，控制人的人同樣會受到控制。從這種視角來看「內捲」就能理解，所謂「內捲」的出現，就是個人不再按照養成自己的系統所要求的行事，所以在專制政體中，當領導人或獨裁者，不再按照養成自己的所謂「獨裁者的應該有的氣質」去領導、去統治的時候，就會出現內捲，這通常就要靠社會主義概念中的群眾路線（mass line）來恢復。
石之瑜補充，通過觀察群眾路線，可以更深的體認到，今天人們講的民主社會、獨裁社會，都要因應出現內捲的狀況，不論是通過投票，還是調查、表演，為的都是讓領導人與老百姓之間重新產生情感連結，社會上其實是有很多的方式。
以中國傳統的「儒」為例，石之瑜表示，「儒」過去並不叫「儒家」，「儒家」還是後來傳教士發明的詞，過去的「儒」其實就是一種「儒術」，而「儒術」跟先秦的九流十家一樣，本質都是「術」，目的都是讓領導人擺脫「暴政必亡」的詛咒，因此這些「術」的實踐，基本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畢竟「暴政必亡」對所有領導人來說，其實都是不可擺脫的詛咒。
最後石之瑜總結，自己還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但自己所研究的政治科學，並不是自然而然存在於天地之間、所謂人出生前就已經存在的那些法則，石之瑜強調，自己所研究的，是人如何使自己受到法則的規範而行為。「所以我也是研究科學，但是我並不是把儒家當成規範（norm），因為人們必須先相信『暴政必亡』，才會接著採取行動，而有行動就會產生效果，我就是研究這些效果。」
石之瑜舉例，當今中共也必須研究自己走的群眾路線到底有效沒有效，如果沒有效的話要怎麼辦？基層要如何應對，要讓高層覺得有效嗎？還是要讓高層覺得無效？還是要讓高層進一步走向更深刻、更廣泛的群眾路線？從這點來看，群眾路線變成一個答案，一個哲學上的答案，但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形式。不過這背後講的科學的法則，就是治理性，沒有一個社會能存在，除非它能養成人們歸屬與支配的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