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與中國・三︱反智的民進黨 不斷敗壞的台灣民主
2024年5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石之瑜教授的新書討論會，活動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黃旻華教授開場、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退休教授廖達琪主持，並與政治學者施正鋒、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高彥、《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曾國祥進行對談。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與知識人類學，不僅學術專著等身，更對西方主流學術思想帶有強烈批判，且時常在兩岸媒體發表時評。此次新書《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討當今中國政體下，儒家和社會主義原則如何塑造公民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同時期望超越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作為關心兩岸思潮的媒體，《香港01》獲邀前往採訪，此為系列報道第三篇，全部共三篇，本篇聚焦社會與時政議題。
廖達琪：歸屬要如何建構
廖達琪首先笑評，石之瑜似乎在練電影《功夫》中的如來神掌，在練成可以打敗武林高手的最上乘功夫前，「要先被打到快死，要打到幾乎什麼都不行了，全身皮破血流、內傷無數，然後任督二脈忽然就通了，通了以後就能練成如來神掌，可以一掌擊敗天下人」，所以石之瑜也甘犯所有政治不正確的大忌諱，包括《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本書。但《功夫》最後是以可愛的小男孩、小女孩作結，「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也是我對石教授的詮釋。」
廖達琪接著指出，石之瑜提到超越自由民主跟威權專制的二分，其實在比較政治的場域，目前的研究方向也認為民主與威權之間沒有絕對界線，因為民主與威權都可以分出很多類型，而非一刀切。「從我自己的視角來看，對分類的過度簡化，從來是不智的，尤其是直接把民主說成好的、把專制說成壞的，這是太簡單的二分法。我們應該可以做很多的重新創意。」
廖達琪表示，石之瑜希望把儒家帶入治理性，並且用在當代中國，書中也突出了身分歸屬（belonging）與權力支配（dominance），展現了政府組織有機性（organic），與一般論述自由民主作為一種制度的機械性（mechanical）不同，是由思想層面來推論下面的次分類。而一般在討論自由民主作為一種制度的文獻中，論及人與國家、更上層制度的關係時，通常是用服從（obedience）與反叛（rebel），不同的思維概念，會引導人們從不同方向解釋人跟社會跟國家的關係。「重新分類是好事，尤其試圖要將儒家帶入治理的討論，只是好奇，這樣的框架是否只適用於中國？新加坡可不可以用？會不會更有意思？」
廖達琪再針對「歸屬」進行提問。例如，諾貝爾獎得主是不是應該成為所屬國家的榮耀？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最多的是法國，第二多的是美國，但有沒有可能，得獎人的身分很難歸屬？例如石黑一雄，日裔英籍的2017年諾貝爾獎得主，他寫的《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就描繪一個在英國貴族莊園工作的僕人，看著貴族如何與納粹交涉、保護英國，只是納粹後來並沒有遵守協議，所以這個貴族也在二戰結束後，因為自己的綏靖行為背上叛國罵名，老僕人因此對他感到同情，雖不認為主人有什麼錯，卻也因此不敢承認自己曾在這個莊園當管家，即便後來他轉到美國莊園幫傭，也不敢提一個字。
廖達琪表示，石黑一雄雖然種族上是日本人，卻是在英國寫作，永遠「介於兩者之間」（in between），他出生在日本，後來移民到英國落腳，5歲開始就在英國受教育，後來投身文壇成為世界知名的小說家、文學家，但英國重來不會認為他是英國文學家，而是將他定義為移民文學。「這樣的石黑一雄，他是誰，他屬於哪個社會？哪個國家？他是日本人嗎？還是英國人？芸芸眾生中，我們怎麼被簡單的國家或社會歸類？石老師的歸屬與支配間，好像還少一塊，所謂歸屬，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機制是什麼？你要怎麼支配？」
廖達琪最後幽默總結，自己常常在想，台灣政治學界如果沒有石之瑜，其實會非常寂寞，而且可能會有一點無聊，「反正有你在，是台灣的風景，是台大的風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施正鋒：對民進黨治下民主感到失望
施正鋒則以政論辣評開場。
其首先重批台灣近期的「國會改革法案」紛亂，稱自己在去年8月1日退休，但因對民進黨治下的「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感到失望，所以把所有民主、自由的相關書籍留給還在教書的系上老師，反正講那麼久也沒用，例如最近有民眾針對「國會改革法案」進行抵制連署，「我看到一堆屁孩加律師，寫一些東西，就有幾萬人按讚，這是什麼樣的社會？你跟我講這叫民主，這是什麼樣的民主？這些人不認真又不念書！」
施正鋒表示，自己對現在的台灣民主非常不滿，「民眾好像2年做一次主人，接著很高興、回去就可以睡覺了，接下來政治人物就會取悅我們。」施正鋒接著說明，講到中國的專制政體，自己最近一直在念18、19世紀的歐洲國家資料，其實在這段「專制民主」時期，很多的歐洲國家的帝王都是親戚關係，例如瑞典王朝就有來自法國的血統，原因是國王無嗣，所以就迎接一位法國貴族到瑞典封為王儲、進行監國，國王去世後即位，「感覺也與現在的中共有些類似，指定接班」，施正鋒更補充，當然日耳曼人最早也是用投票的，但投票投到最後都可以收買。
施正鋒接著批評，講到傳統民主，都是說選舉，孔孟儒家則是說民心，那「民心」是什麼？陳水扁與馬英九下台前，兩人民調都很低，「結果你看蔡英文，竟然還那麼高，而且賴清德才剛就職，蔡英文下台還沒一個月，竟然就已經開始有人在懷念，就已經開始『緬懷蔣公』，你們不覺得很扯嗎？」
施正鋒指出，民主的過程就是選舉，現在標準基本上就是多數決，台灣執政黨卻高喊要「尊重少數」，這又是什麼東西？「不講專業、不講知識，民進黨就是反智，反智是不對的好嗎！有些事情，要問我的標準答案是什麼，我要去問我的老師嗎？去問教科書嗎？沒有，我就問我的良心！」施正鋒舉例，民進黨2020年停播中天的時候，「沒有人敢講話，就只有我白癡」，導致自己被泛綠的政論節目封殺。
施正鋒接著呼應廖達琪提到的「歸屬如何建構」，並批評民進黨提倡的台灣原生論其實就是雜種論，表示從過去的廖文毅到近年的蕭美琴，都不斷強調台灣人在種族上的混血，甚至連荷蘭人都納入，「但荷蘭人才佔我們百分之多少而已啊？」施正鋒進一步痛批，荷蘭人對台灣來說就是一個拋棄者，「例如《安平追想曲》，就是講荷蘭人拋棄我們，就跟《海角七號》是講日本人拋棄我們一樣，台灣人就這樣永遠活在自卑裡？」
施正鋒最後總結，台灣人不斷展現原住民的工具性。「我們如果要跟中國比炎黃子孫，就會強調原住民，因為這是本島的，有別於對岸，我們被羞辱的時候呢，就依賴原住民在體育運動爭取榮光，平常我們也說很欣賞原住民能歌善舞，但一吵架就脫口而出『死番仔』（台灣早年對原住民的稱呼，後延伸為語言不同或無法溝通之人的貶稱）。」
夏珍：儒學不能跟現代民主劃上等號
夏珍首先感謝石之瑜常在《風傳媒》發表時評，稱自己特別喜歡石的文章，因他總是劍走旁鋒、出人不意，「有時候我看到石老師的文章會從電腦前面跳起來，原來罵人可以這樣罵，這種角度太過癮了。」
夏珍接著分享，自己本科是歷史科系畢業的，但自己特別不喜歡把孔學、儒學跟現代意義的民主政治畫上等號，「我覺得完全不能等，我覺得兩者就是不一樣。」夏珍表示，儒學儒家確實有講民本，但民本不是民主，且儒學儒家基本上是內聖之學，教人如何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君子，而不是外王之術，「你想要統治國家，我覺得儒學一點都不管用，你還必須要靠法家」，法家建立了制度，就如張君勱先生所說，要從憲政秩序達到治術，精神上是儒學為內，但外王之術，還是要通過憲政秩序來建立國家治理。
夏珍指出，台灣過去經歷威權時代，但國民黨威權的時候，統治者基本都受過儒家訓練，再威權都會設法裝出門面，就算威權也要體面，不過晚近台灣民主化後，政壇風格就不是這樣了。
夏珍說明，自己不久前參加江宜樺夫人李淑珍新書《致一個青春民主的時代》發表會，心中格外感慨，「因為江宜樺跟他太太都以新儒學知識分子自居，就像馬英九時代內閣，每一個人都翩翩君子，每一個人都像儒學裡頭走出來的人，可是他們的評價卻是這麼得低。為什麼？」夏珍表示，因為儒學是放在心裡的，你能要求自己做好，卻不能要求別人，所以碰到太陽花時這些人就不知道怎麼辦了，這是很麻煩的。
夏珍還提到，民主政治要選舉，但知識分子會覺得到菜市場去跟人家握手，向選民請託一張票，是一件太尷尬的事情，君子不宜做這樣的事，「但民主的選票政治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可惜的。」
夏珍指出，自己很擔心台灣民主的品質會越來越低，「因為我們中華文化這一套、不只是新儒學，基本上在我們教育裡頭斷裂了，像我們這一代還曉得體面是什麼、講究是什麼，還會想到要做這個事，你再往下其實就沒有人追求這個了。」
以台灣歷史課綱為例，課本裡頭不教岳飛是誰、取消掉了文天祥，「坦白說，如果民進黨或其他政黨，真的要建立抗中保台的思維，那麼文天祥跟岳飛應該要放在第一課跟第二課，至少讓大家學會，為國犧牲、犧牲性命是件浪漫又光榮的事情。你連這兩課都沒有，我幹嘛犧牲生命呢？」夏珍表示，自己很難想像現在的網紅名嘴、上街頭的年輕人，到底怎麼想的，「早年的台大野百合學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了那麼久的年輕人，難道會群聚呼大麻嗎？怎麼可能呢？但現在就是阿！」
最後夏珍總結，儒學還是好的，對為官的人來說，自己倒楣時這套東西特別管用，因為中國文人倒楣的多，所以這套東西可以教你倒楣的時候如何自處，而且不得憂鬱症，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