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與中國・二︱對話西方哲學與新儒家：儒學如何超越民主？

2024年5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石之瑜教授的新書討論會，活動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黃旻華教授開場、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退休教授廖達琪主持，並與政治學者施正鋒、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高彥、《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曾國祥進行對談。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與知識人類學，不僅學術專著等身，更對西方主流學術思想帶有強烈批判，且時常在兩岸媒體發表時評。此次新書《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討當今中國政體下，儒家和社會主義原則如何塑造公民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同時期望超越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作為關心兩岸思潮的媒體，《香港01》獲邀前往採訪，此為系列報道第二篇，全部共三篇，本篇聚焦哲學與儒家的思想對話。

蕭高彥：民主在中國與西方都經歷變化

針對石之瑜的新書，蕭高彥回溯了五四運動與新儒家兩個脈絡。

首先是五四運動。蕭高彥指出，五四運動眾所周知，是講民主跟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而民主其實就是西方傳來的外在支配方式，所以從後殖民的角度來講，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外來的存在。「比較有趣的是，我覺得石老師一直在反抗『科學』，但所謂『反抗科學』的意思，是石老師拒絕成為西方這種有自由主義預設的科學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研究就是用自己的範疇重新整理被研究的對象，最後走向物化。」

接著是新儒家。蕭高彥表示，從半個世紀以前的新儒家視野出發，傳統中國具有民本思想，但沒有民主，所以新儒家提出了「開出民主」的說法，不論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這種本體論的說法，還是像張君勱先生的「通過憲政」、「建立制度化」，總之是有這樣的想法。「而石老師這本書的基本架構，就是希望完全超越這種傳統想法，這是我的理解。」

蕭高彥接著討論石之瑜書中的儒家治理性與社會主義專制（autocracy）。「如果為autocracy採用一個價值中立的譯法，我會翻譯成『獨治』，這是嚴復用的話，一個人的獨治。」蕭高彥指出，講到獨治，嚴復希望談的就是中國傳統以及當代治理中，獨治並不是民主的完全對立面，而是有自己的一種整合方式。

蕭高彥舉例，石之瑜書中提到所謂「話語的人民」（discursive people），就類似《尚書》中的「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情境，也就是領導者會竭力掌握民心，而在這個過程中，獨治的統治者與人民能夠彼此牽制。如果領導者體察民心，就不會遭遇猛爆型的、所謂「改朝換代式」的叛亂，相對地，人民本身也可以產生一種道德上的壓力，讓領導者來理解。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也在書中提到「互助」（solidarity）與「團結」（unity）的對比，前者是西方式的，由社會契約跟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構成，強調有限的政府與民主的過程；後者則是通過前面講的民心論，來證成領導（leadership）為主的說法。

蕭高彥也提到，在思想史的層次上，石之瑜書中運用了「翻譯批判」（critical translation）。例如石指出，中國古代本身是有「民主」這個詞彙，但中國古代的民主是「民之主」，也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現在講的「民為主」，主客其實是倒過來的。蕭高彥補充，基本上19世紀以前，中國人應該沒有現代民主的概念，或許正因如此，石在書中提出一個觀察，中國人對民主的概念無法在文化潛意識上，完全擺脫「民之主」的政治想像，導致了落實民主的過程中，會習慣強調某種領導威信。

蕭高彥總結，石之瑜在通過前述的理論跟思想史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民主」或「民為主」，其實跟「獨治」不完全互斥，因此能從治理等各角度，為民主與獨治進行調和，例如所謂「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與「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預防內捲、也就是「腐化」，石提到了預防腐化的一些輔助性制度，在西方民主就是審議式民主，在中國獨治就是群眾路線。

接著，蕭高彥提出三點討論意見。

第一，西方對民主的認識其實存在斷裂。西方把民主當作積極價值，大概要到19世紀中葉以後，再來要到20世紀後，才認為這是普遍價值。也就是說，西方並不是從雅典時期開始，就認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蕭高彥指出，這點是很有意義的，凸顯了歷史其實有持續性也有斷裂性，當人們去讀16、17世紀以前的西方文本，就會發現其實很多論述，跟同一時期的中國思想差別不大。

例如中國有三綱五常，而西方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一直到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其實也一直都有所謂「自然支配」（natural ruling）的概念，包括男性對女性、父母對子女、主人對奴隸或奴僕，而這三種「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先是構成家庭，再形成所謂「完美社群」（perfect community），也就是「國家」（state）。這其實是西方傳統的政治思想。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所批評的理論，大概發生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前後，但如果看更早的布丹（Jean Bodin），其實就沒有社會契約論，而是強調主權論與家庭。因此把社會契約論當作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組成，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做個區分。

第二，中國的近代變化也值得考察。蕭高彥說明，近代中國一開始翻譯世界政體時，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而當時的「民主」一詞，強調的其實是「民為主」、而不是「民之主」，所以當時還發明另外一個詞叫「民權」，例如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在19世紀下半葉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都是用「民權」這個詞，而不是用「民主」。而「民權」的使用，例如梁啟超等人，其實主要目的還是爭取國會，而不是否定君主。所以可以發現，從「民權」走向「民主」，這本身經歷了很長時間，中國的近代變化相當值得考察。

第三，蕭高彥表示，其實西方也有資源可以討論石之瑜關心的「所有體制服膺的終極體制」（regime of regimes），也就是各種體制構成的原則中，不偏向自由民主的部分。例如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憲法學，裡面有一個非常哲學的討論：代表性與同一性。其中，代表性就是指，當國家的組成具有高度異質性，人民就會傾向授權代表，也就是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接著就會產生一個主權者，作為代表人民的統一體，也就是石之瑜所講的「團結」（unity）。而這種授權代表的方式，其實就是一種權威的統治方式，在高異質性的國家中，這種作法是有必要的。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提到的solidarity，就是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盡量結合，最標準的就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式的民主，但這當然有一些前提預設，就是國民的同一性必須要存在，或者必須要塑造。所以代表性跟同一性其實會在不同體制中，以不同的方式結合起來，這就是施密特談的，其實也可以跟石之瑜提出的unity與solidarity對比相輝映。

曾國祥：振興儒家不可忽略的背後張力

曾國祥則首先分享了兩個主要閱讀心得。

第一，曾國祥表示，石之瑜意在打破學術陳規，尤其是把自由主義當成理所當然、然後預設西方中心的主流政治科學典範。藉著強調身分歸屬（belonging）與權力支配（dominance）兩個元素，石之瑜希望找到政治理念最基本的組成，進而重建一般政治學原理。從書中敘事也可看出，石之瑜以「規範」（norm）形容自由主義，讓人想到西方哲學中常見的，所謂「規範」（norm）與「邏各斯」（logos）的對立。曾國祥認為，石之瑜所謂「所有體制服膺的終極體制」（regime of regimes），其實就是民心。

第二，曾國祥指出，石之瑜在超越所有二元，包括中國與西方、民主與獨裁、國家與社會的過程中，其實有意預設一個「非常儒家式的本體論或宇宙論」，也就是所謂unity，來與西方的solidarity進行區隔。而石之瑜所強調的「團結」（unity），其實就是王陽明已經講過的、或王陽明之前的張載也已經有的觀念，「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

曾國祥進一步陳述，自己在閱讀當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石之瑜從後殖民語境描述的所有西方政治，包括民主在內的政治現代性的價值轉譯，已不只是翻譯問題、方法論問題、知識論問題，還是一個本體論問題，「石老師很深的本體論焦慮，在這裡呈現出來。」

曾國祥接著針對宇宙論相關議題，提出三點討論。

第一，儒學的異質性。曾國祥指出，在儒家的傳統分歧中，最大的當然就是漢唐經學跟宋明理學之爭。所以即便石之瑜所謂有別於西方的「團結」（unity）概念，在儒家裡面，其實也從來是分歧的。

而這個分歧在當代語境中，出現一個有趣現象：台灣新儒家繼承的是宋明理學，所以牟宗三會通過康德（Immanuel Kant）來轉化學說，這樣的新儒家在處理關係與宇宙論的時候，會傾向帶出個體性、道德自主性。但中國現在的政治儒學，這2、30年以蔣慶為代表的學派，其實完全是要回到經學，要回到《春秋公羊傳》，要回到大一統的論述。「就我而言，如果本體論關鍵的話，那現在這個差距，事實上是一個本體論的差距。」

第二，是儒家的角色。曾國祥表示，傳統儒家扮演了跟制度完全結合的角色，「石老師某種程度上是要回來這裡，中國現代的政治儒家也要回來這裡」，但余英時先生也曾提出一個重要論點，那就是儒家經過五四、近代中國的巨大思想轉化，已在今日成為遊魂，無法在制度上扮演角色，所以對余英時先生來說，儒家今天只能是一個「日用常行」，尤其余後來又受羅爾斯（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義的影響，認為古典儒家的宇宙論，就是一個「全面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所以無法重新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社會。

曾國祥接著陳述，正因儒家的宇宙論，對應的是古代整個世界觀，所以牟宗三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自我的坎陷」，「自我的坎陷」事實上意味著宇宙論必須跟政治哲學分區隔開來，所以儒家如果在當代還有前景的話，以台灣的新儒家而言，其實就是要把宇宙論跟政治哲學開出來，「開出民主，事實上就是要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政治哲學。」

第三，是儒家的一元論。曾國祥指出，儒家與專制的關係，錢穆跟張君勱已經辯論過，林毓生先生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認為五四運動是全盤的反傳統，但這種全盤的反傳統，其實是受到傳統儒家的一元論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相信有絕對真理。

而這樣的現象，其實就是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所謂「普羅米修斯的張力」，就像近期電影《奧本海默》（Oppenheimer），其實它原著英文小說的名字就是「美國的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也就是相信能力無邊、相信人定勝天。「這是傳統儒家在政治上可能會帶來的趨勢，就像張灝先生批評的，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化解的話，事實上要重新在當代社會振興（revitalize）儒家，不管是用它來重新超越民主、或重新超越獨裁的目前所有限制，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哲學上的、思想上的工程必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