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權】軍隊護送黑人少年上學 為何美國種族隔離制度難以根絕？
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後，儘管法庭否認種族隔離制度，卻並不代表已經將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徹底拆除。特別是在美國南部州份，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立刻遭到抵制，隔離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的衝突開始白熱化。（以下內容節錄自《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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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法院對布朗案下達裁決後）多數群眾興高采烈，對這個決定表示歡迎，很能捕捉這種情緒的一張照片，是有位年輕母親坐在最高法院台階上，一手將年幼女兒摟在胳膊中，一手握着第二天的報紙，頭版頭條寫着：「最高法院禁止在全國學校實行隔離」。同樣地，華倫（Earl Warren）的觀點受到了冷戰鬥士們同等熱烈歡迎，他們稱之為「對共產主義的打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將這個杜魯門時代的司法部就在追求的判決歸功給艾森豪，甚至讚揚最高法院的裁決，說「它有助於保障自由世界的理想」。
但並非所有民權運動者都支持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與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法律策略，也並非所有非裔美國人都希望他們學校取消種族隔離（這經常導致黑人教師失去工作），就算在支持者當中，也有不少人更重視其他政治目標。
在一九三五年的一篇名為〈黑人是否需要獨立學校？〉的文章中，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寫下一位老師對於其學生的世界一種難以言傳的理解。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內部抱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發現，他們如果願意將爭取公民權的戰場拉到法院，代價卻是要以犧牲更好的工作、同工同酬和公平的住房。在亞特蘭大，有五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學院和大學，這裏有近一半的市立學校教師是黑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黑人教師一直在遊說立法機關同工同酬和為黑人學校提供平等的資金。一九四二年，亞特蘭大律師A．T．瓦頓（A. T. Walden）代表該市的老師提交公平薪酬的訴訟，並於次年與馬歇爾提起集體訴訟。
到了一九五○年，馬歇爾將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戰略轉為追求種族融合，而瓦頓開始試圖瓦解種族隔離，有人開始反對他們。在出聲反對的黑人領袖中，《亞特蘭大世界日報》（Atlanta Daily World）的主編是最直言不諱的一人，他認為把黑人兒童送進白人學校會是種損失，特別是當立法機關在基層壓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已經開始着手讓教育基金邁向均等，並開設新的黑人學校。最強烈的保留意見來自黑人教師；就連在托皮卡，他們「也不想參與瓦解學校種族隔離的工作」。在布朗案之後，他們仍然持懷疑態度。馬歇爾毫不掩飾其帶着輕蔑的沮喪。「我們會努力讓他們的想法變得和我們一樣，」他在判決宣告後幾天說，「但如果他們擋了我們的路，我們會直接碾過去。」
在白人當中，特別是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南方，布朗案的判決立刻遭到抵制，且為時許久。艾森豪對這一裁決感到失望，「我十分確信，最高法院的裁決阻礙了南方至少十五年的進步，」他私下說道，「那些試圖告訴我可以用強制力做這些事情的傢伙根本是瘋了。」隔離主義者準備好要戰鬥。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說：「美國憲法中沒有規定國會、總統或最高法院，有權宣布白人和黑人兒童必須就讀同一所公立學校。」一場名為「彈劾厄爾．華倫」的新社會運動開始了。
法院敦促學校以「十分謹慎的速度」廢除種族隔離。像華盛頓和巴爾的摩這樣的城市與鄉鎮，有些學校遵循法規，但絕大多數並沒有。在某些城市，如亞特蘭大，許多黑人家庭對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法律策略內心深感矛盾，學校董事會拖拖拉拉，黑人活動人士和黑人教師工會也並未施加壓力。在其他城市，白人學校董事會直接拒絕讓步。
一九五五年，在南方的八個州當中，沒有一個黑人孩子能和白人孩子一起上學。那年，《里奇蒙新聞領導報》（Richmond News Leader）寫道：「一九五四年五月，那個政客和教授們的無能兄弟會（被稱之為美國最高法院），選擇拋棄既定的法律。這九個人否定憲法，唾棄第十修正案，改寫了這塊土地的基本法，只為服膺他們虛無飄渺的社會學概念。如果現在有人說南方藐視法律，那就告訴最高法院：是你教我們怎麼做的。」
法庭可以否認種族隔離制度，但需要一場戰鬥才能將它拆除。有時戰鬥就發生在公立學校門口，黑人兒童被送上前線。它也發生在公共汽車和餐館中。儘管報紙很少報導，但在一九四○年代，這種挑釁行為已成為司空見慣。但布朗案之後，記者們注意到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有位四十二歲的女裁縫師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共汽車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男子。帕克斯出生於塔斯基吉（Tuskegee），一九四三年加入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當時她三十歲；她是所在分會的祕書，曾參與推動選民登記和廢除交通運輸的種族隔離。帕克斯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帶有明確目的：她意在挑戰市立公共汽車上的座位隔離制度。司機停下車，要求帕克斯讓位，當她再次拒絕，司機打了電話給警察，而警察將她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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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晚上，二十六歲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被徵召來領導了全市的抗議活動，該抗議活動將於隔週星期一、十二月五日開始。金恩一九二九年出生於亞特蘭大，父親是一名牧師，也是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領袖，金恩深受美國的福音派、自由派神學家萊因哈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以及國外反殖民主義的影響，尤其是聖雄甘地的非暴力言論和手段。他有雙寬大的眼睛、留着短髮和細綹八字鬍。一九四八年，在被任命為牧師後，他進入賓州的神學院就讀，並於一九五五年在波士頓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之後成為蒙哥馬利德克斯特大道浸信會的牧師。他年輕時清瘦而安靜，但隨着他掌握了古老的佈道藝術，他變得更加強韌堅定，更加能激動人心。
十二月五日那天，他正要參加於蒙哥馬利霍爾特街浸信會教堂舉行的群眾大會。他以為自己只有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準備演講稿，但他赫然發現自己多了一點時間，因為在通往教堂的路上，交通幾乎停擺。車陣大排長龍，蜿蜒整座城市。超過五千人與會，比教堂所能容納的人數多了幾千人。金恩爬上講台。群眾雖然聚精會神，卻一直保持沉默，直到金恩找到自己的節奏。「如你所知，我的朋友們，」金恩說道，他低沉聲音開始變得高昂，「總有一天人們會厭倦被壓迫的鐵蹄踐踏，那天已經到來。」人們擠在長凳上，跺着腳，大聲吶喊：「是的！」
「我希望蒙哥馬利以及整個國家都知道，我們是基督徒，」金恩一邊說着，他一停頓，人群就報以哭喊聲，「我們今晚手中擁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抗爭。」金恩將這種抗爭稱為屬於美國的抗爭。他遵循了一種美國演講傳統，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到弗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年代。當時道格拉斯認定，憲法是站在自己這一邊，而不是反對的那一邊，而他可以據此提出更有力的論證，反對奴隸制。「如果我們被囚禁在共產主義國家的鐵幕之後，我們不可能這麼做，」他停頓了一下，等待如同雷鳴的同意聲響起。「如果我們被困在極權主義政權的地牢之中，我們不可能這麼做。」屋頂彷彿要坍塌下來。「但美國民主的偉大榮耀，」他的聲音愈來愈大，「讓我們有權利為公義而戰。」
帕克斯在週四被捕；截至隔週一，該市有百分之九十的黑人抵制公共汽車。在接下來的三百八十一天，蒙哥馬利的黑人在帕克斯和金恩的領導下，抵制了該市的公共汽車。金恩因為觸犯了阿拉巴馬州的反抵制法案而被起訴，但他說：「就算我們每天都被捕，就算我們每天都被剝削，就算我們每天都被踐踏，也永遠不要讓任何人拖你沉淪，以至心懷憎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最高法院裁定蒙哥馬利公共汽車法違憲。
隔年年初，金恩創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一九五○年代的民權鬥爭或許獲益於冷戰，卻是由基督教先知精神所推動的。民權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和法律爭論，也是一場宗教復興。「如果你們勇敢、但帶着尊嚴和基督教的愛去抗爭，」金恩向他的追隨者們承諾，「當未來幾代人書寫歷史的時候，歷史學家們將不得不停下來說：那裏曾住着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黑人民族，他們為文明的血脈注入了新的意義和尊嚴。」歷史學家們有義務要說：在馬丁．路德．金恩的領導下，在他的追隨者和其他開路先鋒的勇氣下，對民權的承諾不僅成為戰後自由主義的核心承諾，而且成為這個國家永恆的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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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有人流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總是把布朗案判決後那些年的暴力，歸咎於艾森豪，因為總統從未要求國會通過任何更強有力的民權法案，也從未公開表示支持這項判決。道格拉斯說，艾森豪是位民族英雄，受到人們的崇拜和熱愛。「如果他在電視和廣播上對全國人民說，要遵守法律、不要逾矩，那麼廢除種族隔離的事業就會加速進行。」道格拉斯說。但相反地，「艾森豪對我們一九五四年的決定，保持了不祥的沉默，結果給了種族主義者勇氣，他們決定一個里一個里、一個區一個區、一個鎮一個鎮、一個縣一個縣，抵制這個決定。」
阿肯色州的民主黨州長奧瓦爾．福布斯（Orval Faubus）個人並不反對種族融合，例如他把自己兒子送到市區外的綜合學校。但是他的選民都是白人，而在這個州，黑人通常是不能投票的，因此他想，反對廢除種族隔離是個大好政治機會，不容錯過。他要求頒布禁止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命令，州法院同意了。瑟古德．馬歇爾要求聯邦地區法院中止這項禁令，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福布斯在電視上宣布，他會把兩百五十名國民警衛隊隊員送往小岩城（Little Rock）的中央高中。福布斯警告說，如果有黑人兒童試圖進入學校，「街上就會血流成河」。
隔天，在還沒有任何黑人兒童抵達前，有群白人暴徒就襲擊了黑人報社記者和攝影師。艾力克斯．威爾遜（Alex Wilson）雖然被打倒在地，但他說：「我為我的國家而戰，我不會逃避。」九月四日，當十五歲的伊莉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試圖步入學校時，白人學生大叫：「用私刑處死她！用私刑處死她！」電視報導黑人學生和武裝士兵，對峙着一群揮舞棍棒和石頭的白人暴徒，這起報導讓全國各地的美國人更為震驚。阿肯色州已經授權民眾得以用武裝抵抗聯邦法律。
當艾森豪在處理小岩城危機猶豫不決之際，國會正為了一九五七年《民權法案》而辯論，這是自重建年代以來的第一部《民權法案》。它成立了一個民權委員會來審理投訴，但沒有授權讓他們可以採取任何行動。有名司法部門的官員說，這就像「給警察一把沒有子彈的槍」。身為前第一夫人的埃莉諾．羅斯福，和她還在白宮時一樣與眾不同，深具影響力，她稱這項法律「只是個贗品」。一位參議員表示，這個法案空洞，宛如「用餓死烏鴉的影子熬製成的湯」。
長期關注民權的人，包括尼克森，呼籲更強有力的立法，但徒勞無功。不過，一九五七年的《民權法案》還是開了一個先例，而這已經讓種族隔離主義者感到十分難堪，以至於史壯．瑟蒙（Strom Thurmond）為了阻撓議案，發表連續二十四小時的冗長發言，創下紀錄。該法案之所以能通過，靠的是詹森出面爭吵。從一九三七到五七年，詹森對於在參眾兩院生涯中遇到的每一項《民權法案》，都投下了反對票。但他從來就不是個種族隔離主義者，他曾公開支持最高法院對布朗案的裁決，他認為現在是民主黨改變方向的時候了。詹森也在考慮競選總統，他需要被視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而不是南方的民主黨人。他比以往任何參議院議長都更善於拉攏和計票，因此議案得以通過。
艾森豪在電視上說：「我們不能允許暴民統治推翻法庭的裁決。」他從第一○一空降師中派遣一千名傘兵到阿肯色州，同一個師團曾在二戰諾曼第登陸日，從天而降執行任務。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美國聯邦軍護送九名黑人青少年上高中。美國人在電視上看得頭暈目眩。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將一顆衛星發射到軌道上時，他們又一次感到頭暈目眩。在它繞行軌道的時候，世界上任何一個有短波收音機的人，都能聽到它的聲音。它發出一種穩定的嗶嗶聲，就像心臟在滴答作響。對於武裝空降兵護送孩子們進入學校引發的恐懼，美國全國上下已經深感不安，人造衛星一號史普尼克（Sputnik）同樣引發了政治恐慌：顯然，蘇聯的下一步會將核子武器放在導彈頭上，用火箭發射。在太空和軍備的雙重競賽中，蘇聯都處於領先地位。
冷戰的陰影持續籠罩在民權運動之上，但也會持續給它動力。瓦解種族隔離教育的抗爭遠未結束。福布斯獲得了一個綽號「由奧扎克斯（Ozarks）發射的史普尼克」。它沒有讓小岩城的高中接受種族融合，而是讓它關門。他宣稱，「聯邦政府無權要求任何州開辦公立學校」。
在史普尼克發射兩週後，艾森豪會見了美國的高級科學顧問，要求他們「告訴他，在聯邦政府結構中，科學研究的位置何在」。那次會議促成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gency, NASA）於一九五八年成立，航太總署會在佛羅里達和德州建立營運中心，提供資金給前棉花帶、對科技和商業友善的新南方，以及陽光帶（Sun Belt）等區域的大學。那次會議還促成了高等研究計畫署的成立，它設立於五角大廈之中，作為國防部分支，未來有一天，它將會建造出所謂的網際網路。一九五八年二月，在蘇聯發射史普尼克號，而艾森豪宣布成立高等研究計畫署的一個月後，科學與安全委員會發布的《原子科學家公報》，將世界末日時鐘撥到午夜前兩分鐘。
時光之手似乎同時向前和向後擺動。瑟古德．馬歇爾回顧一九五○年代後期，頗為沮喪。「我以為，我們都以為，只要贏得布朗案，事情就要結束了。」他語帶苦澀地說道，「你看，我們一直尋找能夠一勞永逸的案件。但那個案件並未出現。」
那個案件並未出現。平等從來就不是單一個案，甚至不是一段長征，而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政治希望。
書名：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
作者：Jill Lepore（吉兒．萊波爾），哈佛大學David Woods Kemper '41 美國史講座教授
譯者：馮卓健、涂豐恩
【本文獲「馬可孛羅文化」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