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救護員的故事　最難忘夫婦燒炭案　埋首救治一抬頭竟看到……

在香港政府體系之內，女性公務人員一直默默為社會服務，而且比例上越來越多。相對來說，紀律部隊因歷史發展的關係，予市民剛強的感覺，同時紀律部隊強調軍事化訓練與執法維紀的目標，因而與傳統男性定型相呼應。事實上，香港紀律部隊有不少女性在當中服務，救護職系亦不例外。本節有幸訪問兩位女救護員——黃慧芳女士與何詠瑤小姐。（本文節錄自《百年守護——「生命之星」香港救護發展史》。）

黃慧芳（芳師姐）為我們簡介她的職業生涯：「我於1998年入班，是全港第一位女救護員，駐守青山灣救護站，工作十五年後，被調派到救護訓練學校。2016年離開學校到流浮山救護站工作，現時駐守上水救護站。」何詠瑤（瑤師姐）接着說：「我於2019年3月入班，完成訓練出班後在寶馬山救護站工作。」

問及入職原因及考慮，芳師姐表示：「當時考慮到公務員工作及收入穩定，而且得知消防處鮮有女性加入，因而想挑戰自己。起初以為在消防處轄下工作與消防職系文化接近，後來才了解救護職系與消防職系在工作及文化上都有分別，不過無礙我對工作的熱誠。」瑤師姐則表示：「入職主因是對救護工作有濃厚興趣，加上熱愛運動，所以希望挑戰體能要求高的救護職系工作。」目前全港共有五位女救護員，據兩位受訪者透露，大多集中在數間救護站或消防局。這是因為配套之故，開埠以來人員以男性為主，大部分救護站或消防局沒有為女性而設的設備，所以難以在各區配置女救護員。

工作還要面對持刀漢　夫婦同自盡印象深　點圖看看二人分享處理過的難忘cases▼▼▼

訓練期間

讀者可能會問，在招募和訓練上，男女救護員有沒有差異﹖芳師姐說：「當年招募除了男性要搬假人，女性以啞鈴代替之外，其他一模一樣。招募有十個部分，我已經忘記細節，但以六十分為合格，合格就可以接受小組面試。」當年招募第一批女救護員，教官有沒有問她們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該輪面試連同我在內有三個女生，問了非常多問題，但應該男女差別不大，面試總共半個小時。」瑤師姐則說：「我前後投考了兩三次才成功獲得取錄。現時男女是分開考核，但考核內容沒有差異，總共有七個項目，以及模擬工作測試，然後要通過筆試，最後就是面試。」

「當年我在馬鞍山接受訓練，只有我一個女生，留宿當然是男女分房，但操練和上課全都是一起接受，受罰也不例外，全體一起受罰。當時要與男生配合穿哪種制服、體育服或步操服，但電話尚未普及，所以有時會出現我穿着體育服但男生不是，導致一起受罰的情況。」瑤師姐接着分享：「我在將軍澳接受訓練，基本上與芳師姐一樣，男女分房，其他事項就全部一起接受、一起進行。較特別的是我住一間單人房，因為當時全校只有我一個女學員。與芳師姐相似，有時男同學會忘記班上還有一個女生，因而忘了通知我穿何種制服，導致這種『搞笑』情況。」那麼教官對她們的態度有沒有分別呢？芳師姐說：「大體上分別不大，教官對每一個學員都很嚴厲，會有粗口出現。現時情況應該有一點改善？」瑤師姐說：「現在一樣會使用粗口，但次數不太多。我認為現時的訓練應該比以前『幸福』，因為教官會較體諒或顧及學員的接受程度，所以頭一個多月當然是非常嚴厲，但之後就會較多『關懷』及體諒。所以轉變是整體轉變，而非因為性別。」兩位師姐均表示，訓練時受到的對待是一視同仁，並未因為身為女性而有差別待遇。

工作日常

問及芳師姐對女救護員工作情況及職系狀態的觀察，她表示：「以近二十年的發展來說，過去也有聘請女救護員，但隨着人員流失，現職只有五名而已，所以並沒有大增長。而正因為只有五名女救護員，我們私下甚至有一個群組去聯繫大家。」那麼女性身份對救護工作有沒有任何影響﹖芳師姐回應：「每個月女性總會有一些日子比較吃力一點，但如果出班後有持續操練體能，與男性在體力上應該差別不大。最初出班時，因為我是全港第一個女救護員，可能因為這樣，有些人會質疑我的工作能力，無奈這樣的質疑並不少。當然，過了兩三年後，我駐守的青山灣救護站的同事都了解到我工作時不會因為身為女性而出現問題；而我感到『不適』或應付不來時會馬上告知同事，他們就會伸出援手。漸漸他們都習慣了我的存在，不再有所質疑，也不會刻意『照顧』我。」瑤師姐亦分享：「對我而言，情況會比較困難，因為我體型較為矮小，而同事出於好意，總想去幫助我。例如我推輪椅時其他同事會走過來，希望幫我推。當然，如果是力有不逮的情況，我會主動讓他們幫忙，但許多情況下我都會表示可以自己應付。另一方面，搬病人上落床，遇到較重的病人真的會較為吃力。同事的態度讓我知道他們並非質疑，只是出於好意，不希望我因工受傷。」

「事實上，女性做這一行真的會比較吃力，因為救護員是體力勞動的工作，下決定時亦較難像男性般決斷。在社會觀感上，由女性做決策亦較容易被大眾質疑或不信任，因為性別定型，使女性好像一定要在男性背後或追隨男性。其實，我觀察到女救護員對救護工作非常有幫助，因為女性較為細心，易於察覺病人不同細節上的不妥，而且面對女病人亦較易獲得對方的信任，整個車組亦會因為女救護員而較為融洽。（若遇上醉漢或流氓鬧事的個案，會否有弊處？）現在我已是主管級別的救護員，一旦接觸此類個案，我會第一時間先請男同事上前處理。其實同事都會主動去處理潛在暴力案件，這是我與同事的合作形式。」瑤師姐接着分享：「遇上這類案件，我會先觀察清楚，確保病人神志穩定。我會避免直接接觸神志不穩定的病人，同事也會協助處理這種情況。我較為注意受情緒困擾及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因為他們的危險性相當高。有一次出車，處理一名醉漢時，我們不知道他如何收藏着一把小刀，他在我們處理他的情況時，打算偷偷把小刀藏在一旁的車身中，幸好被主管發現並制止。事後回想，如果當時只有我一人在車間工作，而他打算用小刀傷害我，我真的未必可以一個人制服他。好處方面，由操班到工作，上級都經常說在救護車上有女救護員，可以幫忙觀察及治療女病人，避免不必的尷尬。」

「出班後處理第一宗跳樓案件，下車後我其實全身都在顫抖，然後走到墮樓的病人旁邊，其實當時我可以不去察看病人，因為如果明顯死亡是不用處理的。救護車主管可能感覺到我在畏懼，所以刻意讓我去察看，因為救護工作一定會遇上這樣的場面，他希望藉此讓我壯膽，驅除恐懼。當然這是主管事後跟我解釋，我才知道，但其實處理完這個案件之後一樣會害怕，因為初出班經驗尚淺。另一宗案件是上吊，這個令我非常難忘。上吊的人穿紅衣紅褲，吊在樓宇的渠道上，那是樓宇的當眼處，人們出入就會看見，但到了正午十二時才有人見到。」

瑤師姐接着分享：「我因為初出班，所以尚未遇到非常震撼的事件。最深刻的是一宗夫婦燒炭自盡案件，兩人以紅酒佐送安眠藥後燒炭。事件深刻之處並不在於燒炭自盡，因為前往現場途中已經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尾隨主管及另一名同事，手提裝備走進現場，看到夫婦二人，同事正為其中一個進行心肺復甦，於是我就為另一個作同樣救治。當我抬起頭來，發現其他人都不見了，原來主管與同事搬走了其中一個病人，所以房間中只剩我與另一個病人。當第二輛車來增援，完成所需的治療程序後，我與主管及同事會合並提起此事，主管便說看見我自動自覺為病人作治療，他與同事就先將另一個病人搬到車上。自此以後，同事會開玩笑說我能夠一人處理這些案件，我獨自留在現場也不察覺。原來當時主管有跟我說要離開，但我全神貫注在工作，所以才出現這個情況。」

書名：百年守護——「生命之星」香港救護發展史

作者：藍卓賢，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學系，本科興趣在於新詩創作與兒童文學，曾有幸得王良和教授指導撰寫畢業論文。在學時期，因愛好社會科學而接觸警政研究，因此與何家騏教授及紀律部隊同仁結下緣分。蒙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信賴，得到撰寫《百年守護——「生命之星」香港救護發展史》之機會。

何家騏，畢業於香港大學歷史系與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並在社會學系考獲博士學位。現為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及香港大學犯罪學中心名譽研究員。研究興趣主要包括香港及澳門歷史、亞洲地區社會及警政制度的比較以及各地當前警務議題的論述。近年的中文著作包括《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三聯，2011）、《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商務，2014）、《謹以至誠：香港警察歷史影像》（商務，2014）、《香港女警六十年》（商務，2015）、《國境邊陲的治安與秩序：港澳警政比較》（中華，2020，合著）等。

【本文獲「香港中華書局」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