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言之過早 中國外交的挑戰究竟是什麼？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其成敗的基礎取決於國家綜合實力的支撐；然而外交卻也可化天下為棋局，在縱橫捭闔之間為國家發展創造必要的外部環境。
當下世界本就已邁入一個新的變革動盪周期，現行世界政經軍事秩序愈發難以為繼，工業轉型、科技突破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興起，又為變局添加太多不確定因素。自去年12月起的全球疫情，更進一步加劇變局的重組。而中美關係作為這一系列變局的核心主軸，即便仍未迎來最低點，卻已經在世界各地激起迴蕩。
近來中國便是念及於此，方派遣高階外交官密切奔波。
王毅楊潔篪頻頻外訪
過去一周，一邊是外長王毅於上周二（9月1日）甫由歐洲五國訪問歸來，便立刻先後與泰國、印尼等多國政要學者參與南海議題相關論壇，出席二十國組織（G20）及金磚國家（BRICS）外長視訊會議；另一邊則是中共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繼不久前訪問新加坡與韓國後，再次於上周二至周五連訪緬甸、西班牙與希臘。一系列緊湊的外交活動，讓法國《觀點》等媒體給出了「救火隊員」的形容。
一定程度上，這種形容也是恰當的，中國外交工作正陷入一定困境。中美關係自是不消多提；中日關係在過去數月因疫情和港版國安法等事宜持續維持低位，而今更因日本首相更迭而面臨變數；中印方面，兩國自6月加勒萬峽谷流血衝突後，經數輪談判而相繼撤兵，然而在班公湖這等撤無可撤之地，又再度於8月底爆發爭執，兩國防長上周五在俄羅斯撮合下於上海合作組織（SCO）會議期間的磋商，至少於明面上也依舊是各執一詞。
中歐方面，疫情致使諸多常規往來擱置，面對美國對歐盟及歐洲各國的頻頻拉攏，王毅及楊潔篪先後訪問。但歐洲輿論場固然對美國強迫歐洲站隊的現況不滿，卻也難以與中國做到「擱置分歧」，其中捷克多位官員的對台訪問及高調「親台斥中」言論便是近來最突出的案例。
爭吵與非議的另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制71年，外部環境大抵處於持續改善的狀態，以至於回望兩年前，無論是中日、中韓、中俄、中國與東盟、中印還是中亞，都整體向好，台海問題已是當時僅存的難題。然而近兩年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興起劇烈動蕩，不僅令中美結構矛盾加速迸發，也令中國整體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其中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各國面臨「選邊站」的困境而難以抉擇，譬如華為的5G。
面對此情此景，中外輿論多有評述，不乏認為中國外交近來「戰狼式」的作風正激起負面效果，歐美及印太各國正相繼對中國表示不滿，愈發聯動採取遏制性的應對措施，甚至不乏有人以「四面楚歌」的狀態形容中國外交之現時處境。
但何謂「戰狼外交」？20年前中國是全球第18大經濟體，自是可以「韜光養晦」，今天這諾大的中國又如何遮掩自己？而當美國頻頻發難，中國若不做反擊，豈不是淪為任人宰割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中國現在也並沒有面臨所謂「四面楚歌」的狀態。
以中歐關係為例，王毅的歐洲行固是少不了爭吵和非議，歐洲政治人士出於政治正確考量，不可能對香港、台灣、新疆問題保持沉默，但中歐雙方也在拿捏這些話題在中歐關係中的佔比，確保其不成為雙方合作的障礙，以至於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數字經濟國際規則制定、產業低碳化和氣候治理等具體問題，以及「不脫鈎」、「鞏固多邊主義」、「維護中歐大局」等大方向上達成關鍵共識。
現實已經說明中歐分歧很難消弭，現實也說明中歐合作不可能中斷。既不能過於樂觀地看待合作，也不能悲觀地無限放大分歧。在爭吵中前行，在非議中合作，大抵是中歐關係的本色。
↓↓↓↓↓王毅訪歐期間，歐洲媒體密切聚焦於報道當地就香港和新疆問題抗議的人群
這種判斷實則放諸其他問題上亦皆準——人們嘗言「默克爾親華」，其本意是指默克爾長期主張與中國合作，但究竟是「默克爾如是，所以德國如是，乃至歐洲如是」，抑或是「歐洲需要如是，所以德國如是，乃至默克爾如是」？即將卸任的安倍晉三又何嘗不是如此？與其說是「安倍過去數年的轉變致使中日關係回溫」，不如說是「中日關係有需回溫，所以才有了安倍的轉變」。念及至此，無論是菅義偉、石破茂還是岸田文雄接任首相，都不會改變這種大局。
歸根結柢，在國際政治中，表象與實質之分，短暫跌宕和關鍵轉折之別，都有需抱持宏觀視野，評估整體走勢，做出準確辨別。而這個整體走勢，簡言之就是舊有政經秩序愈發難以應對世界的變革。這既包括國與國的關係，也包括各國內部政治、經濟、社會間的互動方式。不過在這一系列變革之中，對中國外交而言，最具體的、最緊急的工作還是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跌宕的主因
面對中美關係的跌宕，人們首先要明白其之所以如是的主因。這既因美國慣於「美國第一」已有四代人之久，對有可能代替自己領先地位的新興國家向來抱有敵意；也因美國大選臨近，選舉政治持續影響美國外交；亦因中國迥異於西方的文明體系；更是因為，美國自己也正經歷嚴重的內部危機，致使國家不穩而躁動。
數十年來，美國在其所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下，一眾「走出去」的企業家在賺得盆滿缽滿後卻多變成「全球資本家」，未能形成國際與國內的雙循環，財富愈發向少數與美國社會脫節的人集中，產業空心化一再惡化，昔日作為美國乃至世界政經主心骨的強大工業能力不再，僅餘靠借貸支撐的消費力，無論美國政府還是大多美國人都負債纍纍，稍有疫情等危機襲來便是滔天駭浪。在此過程中，基建破舊、教育醫療等眾多社會資源配備失調、種族矛盾混雜着階級鴻溝屢屢爆發、民粹與仇恨被野心家刻意挑撥，政見差異和人性私慾一再以黨爭的方式顯現，乃至由內政影響外交，在特朗普時期全面外溢，造就了美國與各國和各多邊組織的衝突。
對此，中國必須鞏固兩國國內的穩定性力量。對美國兩黨在大選季的種種「中國牌」，中國既需以反制劃下紅線，也需保持克制和冷靜，一不鼓譟國內反美民意，二不與美國激進勢力陷入相互對抗的陷阱。反而要善用兩國相互依存的關係，尋求和擴大與美國的共識。縱使中國終難改變美國這一階段的不安和衝動，也不能為本就即將失控的列車踩油門。
此外，中國更要聯合各國的穩定性力量，協力應對當下和各項長期危機，為了長治久安而對接宏觀規劃，從根本上鞏固順應時勢、相互交融的國際關係網。
「不能忽略第三方視角」
正如資深外交官、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所說，「在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視角」，歐俄日澳東盟等「普遍不希望中美關係緊張到導致世界發生大分化的地步」，所以中美下一階段的關係發展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能否得到第三方力量的認可。
這也是中美相繼派遣高官訪問歐洲的理由。只不過美國採取的方式是一面發起扭曲中國形象的輿論戰，一面要求各國站隊；中國則一面被動應對輿論博弈，一面主動將自身利益與第三方力量相融。
這很明顯是一場當今之世的「合縱連橫」。只不過在今天相互交織的現實下，無論是「中國輸」還是「美國輸」，都會是一場世界的災難。當美國執政者不這樣看待時，中國就更須有此認知。中國要做到真正的「廣交朋友」，盡己所能地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銜接在一起，鞏固兩國及各國間「相生」的力量。
必須補充的還是那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愈是外部環境波濤洶湧，中國便更要處亂不驚地推動國內經濟、治理、補短板等多方面工作，只有夯實「打」的本錢，才能為「談」創造空間。外交內政兼備，才能做到「得道者多助」，亦是為中美關係、中國外交，乃至中國整體發展，提供和平穩固的必要條件。
上文節錄自第23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7日）, 文章原題《王毅楊潔篪頻頻外訪 中國外交所面臨的挑戰究竟是什麼？》。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