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勢將兩相傾 間於齊楚當怎行？
剛過去的這一個多月無疑是多事之秋。當世大國外交工作更愈發考驗政治家的智慧：持續維持在低位的中美關係，會否因兩國政府要員6月16日至17日在夏威夷的會晤而有所改變？會怎樣因已然開始實施的「港版國安法」進一步惡化？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又會怎樣造就更多摩擦？再廣一步而論，迥異於美蘇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關係，究竟是能找到共處之道，又或是釀就遠甚於冷戰的衝突？
浩瀚太平洋，究竟能否容得下如今的中國和如今的美國？這已不知是多少人的疑問。恍惚間，對這個問題持悲觀看法的人，已經成為多數。
值此時，隨着中美這對G2相互傾軋愈烈，其所激起的波瀾，對夾在兩者之間的世界而言就是驚濤駭浪。從新加坡到加拿大，從日韓到歐洲，都愈發強烈地感知到「間於齊楚」的壓力，而他們不一的嘗試，也正帶來迥異的結果。
過去數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多次於Twitter就「港版國安法」議題發文，猛烈抨擊中國政府↓↓↓↓↓
深受其害的「跟隨者」
若要列數中美之間承壓最甚者，加拿大一定名列前排。
5月27日，加拿大卑詩省高等法院就中國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一案做出裁決，認為符合「雙重犯罪」標準，引渡聆訊進入第二階段。主審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在判決書中表示，即使加拿大沒像美國一樣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但孟晚舟仍被判就「與伊朗交易與否」進行欺詐，且「美國的制裁在根本上沒有和加拿大的價值觀產生衝突」。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隨後發表聲明，強調孟晚舟案是「加拿大司法機構獨立運作的裁決」。
不過，對國際關係而言，價值觀正確與否、司法獨立與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的判決很快就帶來了附帶代價。
6月16日，作為加拿大木材出口的第二大海外市場的中國，要求加拿大就其出口原木發現害蟲一事進行調查和改進；而從2019年3月至今，加拿大Richardson International、Viterra Inc.等多家企業的油菜籽皆因檢測出有害生物而被停止出口中國，佔加拿大油菜籽40%的中國市場一直讓加拿大吃閉門羹。
另一邊，6月19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和遼寧省丹東市人民檢察院分別以「涉嫌為境外刺探國家秘密、情報罪」和「涉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對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提起公訴。一位是前外交官，一位是商人，在孟晚舟於溫哥華被拘留後，此二人也於2018年12月起在中國遭拘捕。
加拿大依法辦理孟晚舟案，中國也依法辦理康明凱和斯帕弗案，依法審覈油菜籽和木材的進口。兩國都是講道理的，不是嗎？
太平洋東北如是，西南亦是同理。過去半年有餘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蔓延全球，各國因應對措施不一，受害情況也皆不相同，國際社會大有發起獨立調查的呼籲。對此，中國政府支持「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調查，而反對針對中國的「政治性」調查。而在今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之前，澳洲政府卻領頭呼籲國際社會發起針對中國的獨立調查。
巧合的是，美國對此也異常上心——就在蓬佩奧與楊潔篪在夏威夷舉行完會晤的2天後，前者便對媒體表示，「我有專門質問楊潔篪，為何中國反對澳洲發起的獨立調查倡議」。
或許同樣是「出於巧合」，中國商務部於5月依照2018年底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查結果，對澳洲大麥加徵80%關稅；並以檢驗檢疫要求為由，禁止四家澳洲牛肉出口商向中國出口牛肉，佔澳洲向中國出口牛肉總額的35%。與此同時，那位2013年攜帶7.5公斤冰毒入境的澳洲籍被告人吉萊斯比（Karm Gilespie）更是於6月10日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按走私毒品罪名作出「死刑」的一審判決，且中國媒體對此予以了高調報道。
對於這種演變，一直嘗試與北京取得聯繫卻未果的澳洲貿易部長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澳洲人不應執意把對吉萊斯比的死刑判決看作是中國的報復行動——走私毒品被判刑自然不算報復，那澳牛進口呢？這又是不是「報復行動」？誰知道呢？
人們知道的是，無論是孟晚舟案，還是澳洲呼籲發起的以中國為目標的獨立調查，都早已成為中美新一輪對峙的一部分。而無論是這些依法被拘被判的個人，還是加國、澳洲的農產品對華出口，都是隨着中美競爭波瀾沉浮的孤舟。
加拿大顯然是明白的。其聯邦法院6月12日允許公開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半年前的一份備忘錄顯示，加拿大聯邦警務國家安全部門（FPNS）在逮捕孟晚舟之前就對該行動進行了評估，深知其「高度政治性」，並將「引發全球性的震蕩波」。
可是，明白又如何？加拿大能做什麼？如今，釋放孟晚舟就會得罪美國，引渡孟晚舟就會得罪中國。加拿大已經在採取最可取的方案：採取「拖字訣」，任由孟晚舟團隊一再上訴，既不釋放，也不引渡，等待中美關係的突破——問題在於，加拿大原可不逮捕孟晚舟。
當時的一念之差，換來了時下的代價。孟晚舟面臨著失去自由的困境，加拿大何嘗不是如此？澳洲亦非同理？
命不由己的「抗爭者」
對比加拿大與澳洲相對更順從美國的做法，有些同樣夾在中美之間的國家則力求自主獨立，希望借自己手中籌碼推動事態的發展。其中最典型的，無疑是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的保守與進步兩大政治力量，皆同樣重視與美國的政治軍事盟友關係，同樣重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但兩派在對日、對朝立場上有明顯分別。以文在寅為代表的進步派勢力當下在韓國社會佔有絕對主導權。過去兩年間，首爾方面往返於華府、北京、平壤之間，一度為半島局勢迎來緩和的關鍵轉機。若沒有韓國的奔波鋪墊，美朝之間大可能已經爆發衝突，乃至引發牽連中俄日等多國在內的東北亞巨變。以民族和解、獨立自主為外交主基調，以小國身份推動大國政治運轉的韓國政府，誠可謂堅韌的「抗爭者」。
事實上，同樣堅韌抗爭的還有朝鮮。自冷戰時期以來，處於大國競爭磨心之下的朝鮮，便以「主權」（Junche）為核心政治思想，而在蘇聯解體之後，如何推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便更是平壤的核心難題。為此，金氏不惜讓國家忍受國際制裁的巨大代價，也要以發展核武的方式確保國防主導權，乃至以此為籌碼，推動朝美之間的平等對話。在這條路線上，平壤也確實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功。相較之下，韓國在半島地緣政治中，即便再怎樣努力也只能以配角角色予以鋪陳，朝鮮至少有一定話語權。
可是，時局的走向歸根結柢還是由大國推動。當白宮聚焦於中美關係、總統彈劾案、疫情及美國大選等事務，不再以美朝和解為重心，當北京划下「半島無核化」和「東北亞不能生亂」的紅線，朝鮮即便核武在手，也不敢輕舉妄動，只得一面等待中美騰出手與自己溝通，一面繼續忍受制裁的壓力，與此同時將自己的脾氣以「縱容人渣派傳單」這種借口向韓國發洩——6月朝鮮方面向韓國放狠話、炸毀朝韓聯絡辦公室大樓、重新布兵邊境等一系列舉措，與其說是對首爾的不滿，倒不如說是「心有憤恨而力不足」的對美抗議。
想了解韓朝關係自2018年以來的變化，請點擊放大觀看：
縱使韓國是比肩俄羅斯的全球第12大經濟體，自詡為「中等強國」，卻只能在美國、朝鮮之間兩面受氣；又或是長期開拓獨立主權的小國，雖然對自身政經政策有很大決定權，雖然手握核武及洲際彈道導彈，卻終究只能循勢而行——看似主動挑事的平壤，何嘗不是和首爾一樣命不由己？
力求獨立的「猶疑者」
再將目光看向全球，這種身陷中美旋渦、備受壓力的情況，又豈是加澳韓朝所獨有？當今中美影響力之程度，已經大到任何社會都無法逃避。
6月初，李顯龍在《外交事務》和《聯合早報》刊布「瀕危的亞洲世紀：美中對抗的危害」一文，直言各國面臨「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而趨勢的走向則取決於美國究竟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生存威脅，並試圖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國；或是承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國」，同時亦取決於「一個更大、更強大的中國」，是否能「尊重全球規則和規範」，「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維護和更新中國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國際秩序」。李顯龍認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根本問題」。
新加坡經常以這種維度考慮問題，畢竟新加坡不僅夾在中美之間，亦曾夾在美蘇之間，夾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區域大國之間，乃至夾在東西文化之間。有鑒於此，新加坡也一直維持着「平衡外交」的思維。那麼，那些更有話語權的國家呢？
從5月底到現在，「港版國安法」一直是國際政治的主要焦點之一，這歸根結柢是因為它牽涉中美乃至中西的既有矛盾和競爭。有鑒於此，美國早在5月28日便聯合英國、加拿大、澳洲一起，發佈譴責北京該決定的聲明。
詭譎的是，作為美國在亞洲重要的盟友、與中國大陸及香港都有密切政經關係的日本，卻以「通知時間過於倉促」為由拒絕參與該聯合聲明。而當日本於6月17日參與發佈G7外長聯合聲明時，也專門解釋道「希望體現G7整體努力，而非跟在其他國家後面簽一個名」，且該份聲明的措辭也相對降級。待得國安法於6月30日午夜開始實施，日方也選擇以規格次於「譴責」的「遺憾」一詞予以表態。
與此同時，依然就人權這類普世話題對中國加以批評的日本，同時也在亞投行、一帶一路、疫情等明顯關乎中美博弈的實質問題上，愈發強調自己獨立的立場。一如當美國政要公開批評中國是病毒源頭，並主張對中國進行索賠，日本的表述則是「新型冠狀病毒是從中國擴散到世界各地。希望中國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國際影響方面發揮應有的責任和全球地位」——既沒有符合中國，也不迎合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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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亞大陸極西，歐盟也感受到一樣的波蕩。還記得歐盟去年3月刊布《歐盟-中國：戰略前瞻》文件，將中國首次列為「系統性競爭者」（systemic rival），並反思歐盟必須協調自身各成員國的對華政策，從而正視中國這個不可或缺的競爭者兼合作夥伴。今年6月14日，歐盟「外長」博雷利（Josep Borrell）再度於歐盟對外事務部官網刊布文章，強調未來世界秩序將由中美競爭所型塑，而歐盟面臨巨大的「選邊站」的壓力，既要與中國加深各方面的合作，也要與美國持續推動多領域的夥伴關係，因此必須尋找自己的指南針。
而同樣關注港版國安法的歐盟，在以「譴責」（deplore）予以表態的同時，也採取了進一步觀望的態度，表示「我們會就該採取怎樣的應對措施保持謹慎關注」。
簡單而言，柏林、巴黎、布魯塞爾的領導人們，一方面不滿美國的日益蠻橫，一方面正就「我們該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陷入更深的審思，另一方面也在就歐盟27個成員國「若不聯合一體就無法與中美競爭，但內部分歧又無法協調」而無比焦慮。但至少，歐盟和歐洲各國都明白，中美都是靠不住的，也都是避不開的，歐盟必須盡一切資源和智慧尋求統一的應對方針。
歐盟、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家和地區在港版國安法問題上的立場， 點大圖瀏覽：
為政者再難蹉跎
先秦孟子曾言道，「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唯此「仁」絕非東郭之仁。
中美作為當世之大國，終歸需要明白霸凌小國的作法是無用的，但而今的現實便是美國要盡自身一切資源和能力保持領先和領導地位，維持「規則制定者」的權力；而中國則要盡己所能確保國家繼續發展，確保那「月人均收入僅為1000元人民幣」的六億國民之生計能得到改善，哪怕只是提高個兩三倍，這也有需中國積極參與到國際秩序的重構，而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問題在於，只要那六億中國人的月人均收入提高到3,000元人民幣，中國的綜合國力便將三倍於今日，兩倍於美國。而執着於維持「美國第一」的華府，將大概率動用科技、輿論、盟友體系等多方面優勢，向全球施壓，共同「合縱抗中」。對此，中國自然要試圖「連橫」，乃至愈發不吝於動用「經濟武器」為自己止損，避免他國誤以為「不聽從美國將有代價，不聽從中國卻沒有代價」——中美勢相傾，全世界都將承受大國巨輪所掀起的駭浪。
亞聖亦曾言，「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唯此「智」實為不測之智。
當中美關係步入衝突頻發的階段，對其他所有國家而言，無論是選邊站的「跟隨者」、心有餘卻力不足的「抗爭者」，還是實力較強試圖保持平衡政策的「猶疑者」，都必將舉步維艱。因此，這也是考驗政治領袖的時刻，國際局勢將比過去數十年更為複雜。
以往數十年來，世界秩序基本圍繞美國國家利益而轉，以至於各國在考慮自己的外交、經濟政策，甚至是國內選舉策略時，只需與美國掛鈎便足矣。然而今天世界愈發「去單極化」，講求人人平等，以至於美國之外全球70餘億人的訴求都愈發被予以考慮。這也就導致各國「緊隨美國」的外交經濟政策愈發不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
與此同時，中國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又將對當下以歐美利益為主的國際秩序帶來改變——倘若繼續以過往的思維施政，必然持續經歷不適。如何在中美矛盾之間規避成本，這是一個各國都需要學習的過程。
這種問題並非「選邊站」或是簡單一句「平衡政策」便能解決，而是有需各國政府立足於本國發展階段，精準評估國際時局演變的起因和趨勢，摒除固化思維，時時以現實中庸的方式做出調整和應對。
若此，才能制定更有遠見的政策，不至於讓本國人民，在那中美傾軋所激起的驚濤之下，成為被覆滅的犧牲品。如果說，在冷戰之後所謂「美利堅盛世」（Pax Americana）的時代裏，尚可由得部分國家的從政者渾渾噩噩、輕鬆度日，那麼在當下以及即將到來的時代中，便再也容不得為政者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