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錄之答：時代有三大約束　中美衝突只會是暫時的

很少有人知道，以生產車用電池和電動車聞名的企業比亞迪，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期間，實則已然迅速轉型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商。

比亞迪所生產的口罩，是日本、美國重要的抗疫物資來源。以至於「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拍攝了一張戴上比亞迪口罩的照片，身穿一件印有「我想長命百歲，至今仍不錯」，並在照片內寫上「我的比亞迪口罩正幫我實現目標」。

比亞迪之所以能迅速轉型生產口罩，與其創辦人王傳福1月底的決斷密切相關，也因為汽車產業鏈本身就比較複雜，並可以承擔生產外科口罩的相關技術。舉例，生產外科口罩的原材料聚丙烯和熔噴技術，是製造汽車隔音棉的主要步驟，汽車製造商往往也有大量的相關原材料儲備和獲取渠道。至於生產口罩需要的無塵車間，汽車廠內的汽車塗裝車間本身就是標準的無塵車間。

不過，為何是售往美日市場？巴菲特又為何為之做宣傳？在這背後，與一位華裔投資人相關：喜馬拉雅資本（Himalaya Capital）創始人，李錄。

身份獨特的「牽線人」

其實，通過其所領導的巴郡（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是比亞迪的主要股東之一，而當時為巴郡和比亞迪牽線的便是李錄（他也是投资人之一）。李錄與巴菲特相識久矣，巴菲特最親密的合作夥伴、巴郡董事會副主席芒格（Charles Munger）更是將家族財產交予李錄管理，並將他稱為「中國的巴菲特」。

今年4月23日，李錄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稱為這個成立於1780年的知名機構的眾多傑出院士之一。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的使命不僅在於表彰各界傑出人士，也在於集合各界力量應對重大挑戰，促進公共福祉。這也是李錄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嚴謹遵守價值投資理念的他，在成功積累大量財富的同時，也促就了一個個企業乃至行業的發展。

與此同時，與巴菲特和芒格等投資者一樣，李錄雖然避免讓政治立場和觀點影響投資決定，卻對國際時政，尤其是各國長遠發展趨勢有着密切而深入的觀察。而李錄年輕時在中國長大，他是積極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見證中國近數十年的演變，同時又與美國政界、學界精英群體交往密切，他對中美關係的發展也有着獨到的見解。

中西從隔絕到交織的軌跡

李錄對中美關係的理解，是在中西文明對比的框架之下。根據新史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 Ian Morris和其團隊的「社會發展指數」，即一個社會能夠辦成事的能力，可見從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500年前後，西方一直領先東方。自公元6世紀直到公元18世紀末，東方一直領先西方，而後又被西方超越，乃至差異迅速擴大，西方率先進入飛速發展期，並將東西方差異擴大成對全球的統治 。東方的社會發展指數從20世紀開始起飛，今天雖然仍然大大落後於西方，但是已經顯示出能夠追上西方的跡象。

李錄認為，地理位置在東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對文化差異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的獨特性，讓中國出現了大的帝國，最早發明了以薦賢、科舉制為標桿性代表的「政治賢能制」。而同樣因為地理位置，西方最早發明了把現代科技和自由市場結合的「經濟賢能制」，並且最早進入了現代科技文明。

李錄以1776年為3.0文明時代的開端（也叫科技文明，相較於1.0的採集狩獵文明，2.0的農業畜牧業文明），那一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出版，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瓦特蒸汽機也被發明。此後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從英國開始向全球蔓延。

李錄認為，這三件事分別代表了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制下的有限政府以及現代科學技術。從那時開始至今，全球最成功、最發達的國家都具備這三個關鍵的要素。

他更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正是3.0文明鐵律的必然結果。正如全球各國若不主動進入現代化進程，就會被動捲入現代化，全球化趨勢也是一樣，商品、服務、科技、金融市場將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整合、拓展、加深。

中美關係的歷史和當代背景

李錄認為，西方與中國因為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和文明傳統，也帶來了對彼此相互解讀時一些天然的偏見。理解這些，對理解中國和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上的異同極其重要。

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裏走了很多彎路，在西方飛速邁入現代化的同時，中國即使被鴉片戰爭打醒，也隨即無奈陷入太平天國內戰，隨後又於自強運動、洋務運動中一再試錯，乃至貿然參與戰爭，民國初立卻又面臨內亂和強敵日本的挑戰，直到二戰乃至國共內戰之後才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今中國構建起自身科學技術的基礎，又將之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並抵定了國內外較為和平的大環境，現代化在中國才大規模地發生。

李錄判斷，中國在未來幾十年裏，會進一步按現代化軌跡發展。決定該過程會否順利的因素，除了國內穩定以外，也包括國外大環境是否平和。其中，中美關係也尤為重要。

在看待中美關係時，離不開時代的背景。李錄認為在3.0文明時代，國際關係受到三個剛性限制的約束。

第一點便是上文提及的全球化進程，一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國際市場之後，最大的市場終將會成為唯一的市場。離開國際市場的代價將越來越大，以至於離開就會落後，離開的時間越長，落後的速度越快，到最後還是會被迫加入進去。

第二點，在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都具備共同毀滅原則，亦稱M.A.D機制（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在這種機制下，理性的大國之間不可能展開全面無底線的戰爭。

第三點，3.0文明時代對整個人類提出的一些特殊挑戰只能靠國際合作，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合作才能應對。譬如全球環境治理、恐怖主義。在此框架內，全球經濟的協同治理也正變得愈發重要。

對兩國前景的評估

然而在中美兩國之間，卻又是另一幅光景，中美競爭正愈發激烈。在李錄看來，中美競爭一方面將主要集中與經濟領域，另一方面，最重要的競爭資源常常是看不見的——是科技水平，是有吸引力的制度，是市場的容量，是教育的水平。最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夠把國人的潛能最大發揮出來，又能吸引的全世界最優秀人才的國家。

李錄認為，中國由於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受制於西方，這種歷史上造成的對西方的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對西方人來說，讓東西方關係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人種、文化、心理、人口規模、綜合國力此消彼長等表面原因，以及東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價值觀念差異等深層次原因。在此背景下，有摩擦是必然的。

不過李錄依舊判斷「人不可能兩次走入同一條河」，最壞的衝突情況不會發生，任何不安、懷疑、誤解甚至敵意都是暫時的。在3.0文明的鐵律下，中美關係乃至中西關係都很難跳脫出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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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李錄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進一步轉型，更可能在今後的幾十年中實現全面的自由市場經濟，並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結合科舉制與憲政民主制的政治制度。今後幾十年改革成功後的東西方關係自然會更加接近，互信合作更加緊密。屆時，經歷政治、經濟、文化轉型的中國，也會為西方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議和經驗。

從中國的角度，李錄認為中國對外政策應致力於維護國際自由市場經濟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盡量避免與他國，尤其是經濟大國的直接衝突。畢竟任何衝突可帶來的收穫，與實現現代化所需的最佳國際環境相比，都微不足道。

樂觀地看，李錄常言中美之間有共同的利益，面臨共同挑戰，在經濟等多個領域有很強互補性。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科技都會是經濟的第一推動力，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因此也不會發生變化，會在人均GDP和高科技水平方面領先。中國的製造能力、市場縱深，又可與美國互補。

因此，除了上述內容，在李錄看來，中國還應該做的便是在適當時候，與國際進行更直接的民間對話，以各國能接受的語言，說明中國當前及今後的改革方向、目標、及現代化後中國的願景，以此逐步增進理解，消除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