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係改革．四｜建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任何一個社會，若要等到社會基層反抗，發生重大的社會衝突才意識到需要改變，後果不堪設想。回歸後香港如果大力改革殖民統治時期的管治文化，可能就會避免後來的劫難，習近平主席的七一講話所提出的治理希望就是這個意思。可惜，在此之前中央政府過分強調「河水不犯井水」，香港政府又諱疾忌醫，甚至不認同問題的嚴峻性，香港受到衝擊變得理所當然。問題已經發生，如果繼續拒絕改革，或者步伐太慢，甚至只是嘴巴吹噓一下，就更加容易讓社會怨氣變成動亂，對「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都會造成傷害。對香港來說，適合的變化是透過中央對特區作出要求，推進巨大但溫和的改革，習近平最近的講話減少了抽象的勸喻，直接提出了具體要求，證明中央政府開始意識到自己在香港改革中應該有更積極的角色。
收回社會經濟發展主導權
首要的變化是政府收回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主導權，而不是將主導權繼續雙手拱讓給資本。近年重新流行的社會改革理論認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它的統治階級的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服務於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服務於草根階層。這不只是一種理論，而且是現實社會經過幾百年實踐的總結。美國的統治階層，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他們的政策都是有利於資本；相反，中國是中共執政，必然就是社會主義國家。
不過，我們不應該將分析止於這一層次。中共自建國之後一直擁有執政權，但它也不是只有一種執政方略，改革開放前後的治理模式就發生了很大變化，資本的存在和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步擴大了空間。然而，有了資本的中國就不再是社會主義嗎？它還是中共在執政。就算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一定需要將國家或經濟的主導權徹底讓渡予資本，政府還是應該扮演積極角色。新加坡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它的政府卻擁有強大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主導權，德國和不少北歐國家也是如此。
在資本主義的香港，政府自殖民統治時期就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權拱手讓給資本，回歸之後，這種安排沒有絲毫改變。這是香港困局的深層次原因，但它不存在任何不可以觸碰的內在結構，絕不是無法改變。香港的困局始於政府有意識的不作為，解決的手段就是有意識的積極作為，而且必須是由政府做起。香港社會需要的答案就是思考通過什麼政策和制度設計改變這種主導權格局，而不是應否這樣做。
香港今天面對嚴重的治理危機，它必須檢討原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針對具體情況和具體問題實施改革，沒有禁區，更沒有任何教條。由於香港精英階層是既得利益的持份者，他們不願意推動改革，甚至不承認這裏存在深層次矛盾，是改革的阻力。中央既要更積極鼓勵改革的氣氛，通過社會全面、開放和深刻的坦誠討論，通過輿論去倒逼既得利益群體，提升社會改革的共識也是有效的手段。
讓社會財富公平合理分配
香港需要的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否定資本規律，更不是否定資本在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香港的改革不是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打倒資本家，重新進行分配，而是有針對性地擴大經濟發展，極大地將發展的成果向更普及和廣大的階層傾斜。更直接說，讓社會下層的50%分享到更大比例的新增社會財富，讓財富得到更合理分配，令收入中位數的上升比人均數字上升更快，貧困人口比例大幅減少，堅尼系數快速下降，逐步構建更公平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
居住成本是香港堅尼系數嚴重失衡的主要緣由，產業結構扭曲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深層次原因。解決居住成本高企事實上毫不困難，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做的工作反而更具挑戰性。就算這樣，最困難的其實是治理團隊能否真正認識問題。如果大家對問題的性質是什麼依然缺乏共識，就算擁有資源亦無補於事。
就以居住成本為例，香港有着龐大的土地儲備，政府財政非常健康，為什麼就不能夠為超過75%的市民提供平價和優質的居住環境？解決住房是解決生活成本的最關鍵手段。問題是，不少人錯誤認為香港缺乏土地，而不知道這種認知本身就是受資本主義消極意識所制約的結果。
香港精英階層認為政府不應該收回地產商和新界地方勢力擁有的新界土地，理由是保護私有產權及保障私營發展商在住房供應產業鏈上的主導角色。大家都忽略了開發商擁有的是農地，無法用來建設住房，被迫閒置，而政府收回這些農地既符合法律，更是合理合情的發展手段，但卻被精英階層扭曲為違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精神，結果導致發展停滯。
香港當然應該維持私營地產商作為私營住房的主要提供者，但並不等於否定政府為社會大多數人提供適切公營住房的責任和權利，更不能否定政府是唯一可以將農地轉換為住宅建設用地的權力部門。只要政府積極將這些閒置農地以符合市場原則的價格收回，用來發展公營房屋，香港的住房短缺困局可以徹底解決，同時大力刺激經濟，對所有人百利而無一害。這一切做法完全符合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只是將原教旨資本主義轉變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同樣是自由經濟的榜樣，但不再是裙帶資本主義，更可以避免嚴重的社會騷亂。
以人民為中心 以香港為本位
將資本主義視作解決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完全合理，但若認為它同時可以解決社會不公就是幼稚的。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期釋放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同時約束其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消極意義及防止因此而積聚的不穩定能量，是實施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制度應有的警覺。香港沒有這樣做，但中央政府在回歸之後也沒有意識到這裏潛藏的社會風險。
香港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是它必須服務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如果大家意識到資本主義存在破壞性，承擔治理責任的團隊只要有警覺性，實施資本主義制度就不一定造成社會動亂。只有當治理團隊改變盲目認知，提高警覺性和理論認識，在政策設計過程中積極回應這種警覺性，才不會讓原教旨資本主義成為主流，不讓資本主義的劣根性野蠻生長。
所謂警覺性，就是要認識到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而不是抽象地討論經濟；要以香港為本位，而不是膚淺地討論香港的國際地位，蒼白地吹噓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何了不起；要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而不是將焦點錯誤擺在GDP的空白數據上，以為人均財富數據上升就能解決貧窮問題。香港的管治階層非常不習慣這種論述，甚至羞於啟齒。解決這項難題的有效方法是中央官員不斷以此為題材推動討論，促使特區政府逐步制定相應的政策，改變對自己工作的要求，相信習近平就是為此而發表了最近的七一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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