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九｜公平正義必須是社會新共識 改革才有動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九篇。
任何一個社會要建立共識，絕對無法靠投票做到。經驗告訴我們，選舉大多時候製造分裂，人多欺負人少，在多元及碎片化社會中，這種低級數學簡直讓人發笑，但現代社會卻被膚淺的政治學劫持，不斷由民主走向民粹，由集體走向個體，由團結走向撕裂。然而，不少人依然以為選舉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水抱，看不見它還可以製造問題，產生傷害。
香港必須建立更科學與現實的民主認識，不能走上撕裂這條路，民主必須建立在全新的社會共識上，堅持社會整體利益之所在，不要再在人多人少之間爭吵，也不能夠通過選舉將分歧粗暴地埋藏在沙堆中。香港要以培育社會最大公約數為目標，走出意識形態的死胡同，這才是發展民主的真正途徑。
歷史上香港是一個跟隨型社會，高度認同西方文明，以為向西方學習民主是唯一路徑，但卻無法解釋一些香港人曾經感到驕傲的繁榮香港是沒有選舉和政治自由的殖民地。香港人一直是港英政府的順民，殖民地的強勢領導讓大家習慣了過客的身份，不願意提出過多要求，自然就難以建立主人翁心態，不知不覺間失去了主體性，遇事就移民，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理逐漸成為主流。由於受到民粹政治影響，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識是一種虛妄的本土，是無根的，建基於仇恨和撕裂的本土意識。或許大家對回歸之後的「港人治港」實在陌生，以公務員為主的政治精英無法為社會引領方向，結果是將民粹視作民主，既走不上更高的政治台階，還將原來的穩定局面破壞掉。
民生是民主應有之義
民粹的民主認識將政治聚焦在選舉上，對治理完全缺乏注意，更忽略了民主的真正意義是為社會建立公平正義，解決社會的矛盾，特別是處理利益分配，而這才是對人民當家做主的真正尊重。現實中，民主只是口號，什麼人都可以大聲疾呼，選舉變成權力爭奪的手段，爭奪的目標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專業政客的美麗說辭讓弱勢群體相信選舉之後權益會得到保障，但幻想從來沒有實現。投機的政客到最後甚至將權力爭奪升級到主權層級，毫不吝嗇地玩弄「一國兩制」，用「港人治港」來做賭注。
過去幾年的經驗提示我們，中央政府的寬容絕對不是懦弱，國家更不會像一群傻瓜想像那樣「支爆」。爭取西方制裁中國純粹是愚蠢作為，但不能否認，還有不少人呼喊「不割席」，意識不到「與年輕人同行」不等同盲目支持年輕人的任何作為，更不是迂腐地認為年輕人可愛，所以做不出傷天害理之事。必須承認，香港人沉迷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時間太長，過多幻想民主的浪漫，看不透民主是要提升社會治理，它不是宗教，脫離不了市民的生活。將民主與民生結合才是社會應有的共識，將民主作為口號，甚至作為與內地鬥爭的工具，絕對難以成功。
團結眾多人，解決社會各個階層生活困難才是民主，是共同商議、建立最大公約數、堅持整體利益和對所有群體都公平的民主。各說各話你爭我奪不是民主，持續激發衝突不是民主，維持既得利益結構不是民主，暴力不是民主，網上散播謊言、起底、污衊不同政見者不是民主。要將民主建設好，各個群體之間必須相互尊重，以社會建立共同價值為依歸，而不是聲大夾惡，就算是兩百萬人示威亦不能違法，更不能憑此將暴力合理化。「暴政」與否不是靠大聲就成為事實，「死人」更不是靠人多裁定，更何況網絡虛擬世界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做民主判官。民主社會必然是法治的，民主所指的人是活生生的，是養妻活兒、照顧年老父母、為更美好明天辛勤工作的人，這樣的民主才是科學與理性的，他們打造的社會必然是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
香港社會存在極大的不公平，必須改革，但它為什麼長時期存在卻依然無法解決？大家必須承認，不只是政府官員怠政懶政，公民社會同樣將焦點放在錯誤的議題上，毫不認識社會面對的挑戰，缺乏共同的價值追求，為這種不公平性提供了土壤。2019年的騷亂是因為社會不公還是修訂逃犯條例，甚至是港獨、攬抄、黃色經濟圈？衝突是實實在在的，但訴求卻是支離破碎，直至今天，沒有人能夠總結騷亂的根源，然而，如果找不到精準的根源，解決方法必然也不完美。一些人堅持這是年輕人無聊躁動，被激進抗爭政客和外國勢力利用，部分人認為是警察暴力執法引起，還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共壓迫所致，更有人認為香港就是不屬於中國，應該獨立。當然還是有人認為社會長時期存在不公，積累了大量怨氣與怒氣，一觸即發，任何議題都可能燃點這個火藥庫，逃犯條例修訂剛好扮演了這個角色。
摒棄原教旨資本主義認知
沒有一次社會衝突不是源於多種原因，既有遠因亦有近因，還存在偶然性，社會發展同樣如此，甚至可以說，衝突就是社會發展的環節，既是前期社會演進的「果」，亦是後期社會改變的「因」。當我們聚焦於回歸，以為它就是一切變化的原因，顯然忽略了早在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弊病。回歸或許讓大家忌諱推動重大改革，以為安定就能繁榮，沒有注意到全球的資本主義都深陷結構性困局，各種社會對抗開始冒起。
英國工黨在隔別十八年後於1997年成功贏得大選，首相貝理雅提出「新工黨」定位，與較早前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贏得總統之位遙相呼應，他們的勝選被視為對當時主流原教旨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要走「第三條道路」或「新中間路線」。在此之後，西方國家開始了後來被譽為「進步資本主義」的改革思潮，一直到今天。諷刺的是，作為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卻一直沉醉在別人早已反思的原教旨資本主義世界。曾經以草根階層自詡的泛民政黨，更是以自由經濟作為教條，在政府資產私有化過程中積極支持，造成領展霸權等社會衝突的火頭，香港政治的後知後覺可想而知。大家該問，香港人在過去三四十年有否發起關注社會轉型或以公平正義之名推動改革的呼籲，如果沒有，壟斷社會資源的既得利益群體為什麼要主動推進改革？
回想2019年的社會騷亂，如果當時發生的是要求社會改革，增建公屋，提升市民生活保障，採取的是非暴力手段，依然是二百萬人遊行，估計今天的香港不會是滿目瘡痍，很多問題都可能解決，泛民議員大多數也不需要入獄，亦不會有如此多的人移民或潛逃。香港社會必須反思，香港需要的改革是針對什麼，而且要積極推動社會就此達成共識，從政者的責任則是將道理說明白，擔當指引大家商議的協調者和領導者。一旦社會商議被政治投機者利用，改革的議題被扭曲，民主商議被扯進暴力抗爭的泥潭中，付出代價的必然是市民大眾。香港不需要這些投機者，市民的共識是消滅這些投機分子的最佳手段。
香港人如果要跳出今天的困局，應該將社會共識聚焦在消滅不公平的資源配置制度，強勢要求政府承擔治理責任，為弱勢群體解決各種收入、生活上的困難。住房是首要的，但在多個領域，包括就業、醫療、教育，甚至是眾多領域的失衡都必須兼顧。年輕人失去發展機會是最能反映社會結構出現問題的證據，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起點。如果要推動如此大型的社會轉型，香港人必須建立堅強的共識，不再是你一言我一語，嘈吵無補於事，用理性和知識去剖析困難，用智慧去尋找解決方案，用政治魄力去落實改革，這才是真正可行的出路，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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