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惠港政策只能止痛　提升競爭力才是重點

中共周二（11月5日）發布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下簡稱「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簡稱「決定」）中，有關香港的內容除了強調要健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亦觸及香港面對的發展困局。

四中決定中提到「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些講法是重申中央當前對港澳與內地經濟發展融合的基調，其中今年年初推出的大灣區規劃綱要，更可謂為香港度身訂造了在這個野心勃勃的灣區經濟版圖中可發揮角色。另外，決定又提到要「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前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作十七大報告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但香港社會一直並未深刻理解其意涵，放在今日之香港再去審視，卻有不少值得參考之處。

例如，對於何謂「堅強後盾」，香港人也許會想到過往支援香港的政策，如2003年SARS之後推出的「自由行」。然而，用這種狹隘的想法理解中央的「作用」，只求在香港有難時獲得支援，可謂飲鳩止渴。「自由行」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政府與業界只帶用短視眼光來面對它帶來的「量」，只貪求「快錢」，未能把握機會主動規劃旅遊產業多元發展，促成本港旅遊市場「質」的提升，結果是遊客人數雖然逐年上升，旅遊市場卻是外強中乾，購物需求推高租金，使地產商與商舖業主成為最大得益者，但相關從業員收入未見上升，一般市民則因景點與商場「人滿為患」而心生不滿，當初的「救港」措施如今淪為「害港」之源。

如同我們一直強烈批評特區政府制訂民生政策時囿於「小政府」迷思，長期只懂「派糖」，無法主動改變不合時宜的經濟結構以創造新的發展活力，造成如今積重難返的社會困局，用同樣方式理解「堅強後盾」的作用，也只會使香港漠視自身的發展規劃。毋庸置疑，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構成了「後盾」的基礎，但它對香港的影響絕不是單向的，而是應該構成雙向互動，不只是在香港有需要時施援「送禮」，也為香港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實，香港與內地一直有着緊密連繫。在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先進國家的工業開始轉移，加上大量人從內地進入香港提供大量勞動力，香港的商家把握機會令當時的輕工業蓬勃發展。80年代以後，香港人又把握了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大量土地的優勢，以「前舖後廠」的模式繼續為香港發展。土地和人力等資源都是「後盾」，中國如今發展快速，能作「後盾」的東西還有很多。例如香港作為現時人民幣最大的離岸交易市場，佔全球約七成的交易；內地龐大的市場、大灣區各大城市的資源，也都可以成為「後盾」。

香港社會對「挑戰」特別敏感，卻較少認真思考「機遇」，例如在看待人民幣國際化這項重大國策時，視香港成為離岸結算中心為理所當然，對外國城市開展同樣業務感到擔憂，卻少有進一步去想，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的優勢從何而來，應該如何維持鞏固。事實上如果只是看到卻不懂得抓住，讓它白白溜走，那還是不是「機遇」？因此，四中提出要把內地這個「堅強後盾」與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該視為對香港未來發展一個善意的忠告。香港未來發展必須清晰找到自己在中國發展中的定位，並且積極不懈地提升競爭力，才能保持繁榮穩定。

本周三（11月6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指小組會議要全面貫徹四中全會精神，並會順着推出一些惠港惠澳政策。這些政策會注重如何惠及一般老百姓；其涵蓋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和交通等各個領域，方便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特首林鄭月娥翌日宣布，這次會議決定落實了16項惠港措施，可分為惠及港澳居民措施、協助專業界別進入內地城市措施，以及配合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措施三大類。我們樂見於中央推出措施打破陸港兩地隔閡的措拖，令兩地的資金、人才能更自由流動，不過這些惠港政策，充其量只是對兩地隔閡作修補，沒有改變香港本身存在的經濟結構問題。如果香港仍是只等待中央「派糖」打救，而沒有思考自己如何在中國發展大局中定位，提升自我競爭力，最終只會成為永遠長不大的「巨嬰」。

「後盾」既在，但香港是否真的能提升自身競爭力配合呢？近年我們看到的是香港產業空洞化嚴重，資金只是是運轉於樓市、股市資本市場作炒賣，產業也過度依賴內地客自由行所帶來的「快錢」。再加上，這次翻天覆地的反修例示威中對香港唯一能稱道的金融中心地位也造成打擊。「惠港」政策對香港現況可能只是「止痛藥」，根本無法解決多種結構問題。要真正治香港的「病」，必須全盤重構香港的產業，發展出香港獨有的優勢，與內地互補不足。反之，如果香港不願意做自己的改革，精英繼續滿足於那些早已凋零的「香港優勢」，沈溺於那種「老香港」的幻象中，那恐怕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只會不斷被弱化。那在大灣區發展的大洪流中，有可能不是「融入」，而是被「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