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跳出「西化」框限　理解治理現代化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10月底在北京舉行，會後宣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對於部份香港人而言，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還是「治理能力」，看起來都只是中共慣常的「空話」和「虛詞」。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自從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上述概念以來，中國的治理體系和能力，確實出現了不少積極的變化，在反腐、軍隊、司法等領域特別明顯。更為重要的是，隨着相關改革不斷深化並展現生命力，愈來愈多人認為中國這一套治理念可能與西方體制一爭長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怎能無視這種積極的變化？

一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許多人依然以舊日的目光來審視，認為這不過是專制、人治的美麗包裝。這種觀感當然不是毫無道理，畢竟到了今天，內地仍然存在官僚霸道、官員心態「寧左勿右」等情況。因此，當習近平在六年前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部份港台、西方和內地自由派人士曾經認為這會是中共摒棄「專制」，在政治上採取「西化」模式的先兆。

在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中，中共清楚說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因此對一些期盼中共將會在政治上走西方道路的人而言，這或許有「圖窮匕現」的感覺。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不走西方舊路，並不代表中共拒絕自我批判，更不代表它拒絕「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諸多問題。

按部就班　問題導向

中共的改革是按部就班的，其解決問題的意識亦非常強烈。例如針對中國在文革後一窮二白的情況，中共自1978年起「改革開放」，並且憑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成功在物質層面實施現代化。在解決物質問題後，中共採取下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牽涉更高層面、形而上的「第五個現代化」。

為什麼說中共解決問題的意識非常強烈？上文提及的「四個現代化」無疑為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但畢竟有其局限。《香港01》早前便指出，「改革開放」令中國經濟結構出現深刻、積極的變化，但過程中亦難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令矛盾隨之激化。倘若沒有相應的「第五個現代化」，社會進步肯定會備受制約。

國家治理需要文明準則

中共今次謀求進一步推進「第五個現代化」，反映它已認識到，其治理能力還有不夠現代化之處，但它沒有迴避問題，而是透過深化改革，解決「改革開放」後形成的新問題。具體而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牽涉兩部份──前者是指與管治體系有關的制度設計，後者則泛指官員幹部在制度中發揮的作用。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最終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經得起實踐，使國家治理變得文明規範的準則。

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第五個現代化」其實不只是中國的事，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都在看。過往二百年，基於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巨大優勢，不少人習慣了「西方」等同「現代化」。問題是，近年不論是英國脫歐、美國政黨政治兩極化，還是西方政治模式輸出中東後造成的危機，都說明西方版本的治理體系日益暴露出深層治理困境。

客觀而言，四中全會亦坦承，「第五個現代化」要到中共建政100年才能全面實現，因此今天預測上述改革會否取得成效，確實言之尚早，但正如《香港01》多次強調，內地對改革的執念非常強烈，其對不同階段需要什麼改革的靈敏度，更是香港和西方政府難以比擬的。「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何不給一些時間和耐性，看看內地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以見善則遷的態度，從中反思香港自身的發展困局，取長補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