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內地推進治理改革　香港也需第五個現代化

上周一至周四（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後宣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這個概念時，部份海外輿論認定只是中共慣用的「虛詞」、「空話」。六年過去，縱使仍有諸多不足，但內地確實在反腐、軍隊、司法、制度建設等領域取得不少堅實成績，令人耳目一新。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比外界理解的更深刻，涉及更高層次的改革，對中國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自鴉片戰爭以來，志士仁人無不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安樂，但過程中卻飽受挫折。如果說中共從1978年「改革開放」後終於找到一條正確道路，並憑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成功在物質層面實施現代化，如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第五個現代化」——在繼續推進「四個現代化」的同時，把改革擴展到「形而上」層面，旨在促成體制、人文、精神領域的現代化。

內地按部就班推動改革，香港人或許五味雜陳、患得患失。有些人肯定會繼續嘲諷內地專制，批評習近平「定於一尊」；另一些人則充分認識到，不斷改革的內地在很多方面確實比香港更有朝氣、更有活力。但正如《香港01》多次指出，香港擁有不少「家底」，毋須妄自菲薄，只要我們在內地推動「第五個現代化」時見賢思齊，自己也來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價值重塑，透過思維創新帶動政策創新，香港未嘗不能擺脫社會困局，重新出發。

許多人談論中國改革成就時往往陷入一個誤區，以為只是源於龐大人口和廉價勞動力，斷言隨着中國人口逐漸老化，經濟奇蹟必將後勁不繼。「人口紅利」確實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聚焦「低端」產業的年代。然而，上述說法嚴重低估了另一因素，亦即「改革紅利」的關鍵作用。

人口紅利僅為表象
改革紅利才是關鍵

回顧歷史，內地曾在1983年至1988年、1991至1997年，以及2002至2011年經歷了三次「經濟狂飆」。但這三次「狂飆」並非純粹源自所謂「人口紅利」，改革本身亦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次是基於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實施有利釋放生產力的政策；第二次是源於鄧小平在九十年代初重啟因「六四事件」而停頓的改革進程；第三次則是隨着中國加入世貿，深度參與全球經濟體系而出現。

不難想像，只有人口而欠缺改革，中國肯定會繼續一窮二白，起碼不會發展至今天的體量。只要參考印度的例子便可知端倪—這個南亞大國同樣擁有龐大人口，而且比中國更早推行市場經濟政策，但至今無法獲得類似中國的成就，原因是它在推動改革上欠缺中國的廣度和深度。因此，外界不應誇大「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的「改革是中國最大紅利」，才是促成中國強勢崛起的真正原因。

為什麼改革這麼重要？因為若非如此，便難以回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訴求。就以上文提及的「低端」產業為例，隨着人口老化和成本上升，有關產業勢必難以持續，假如北京欠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更廣泛的深化改革的意識，便難以找到新的增長點，經濟便無法繼續成長。

新階段出現新矛盾
新治理才創新格局

回顧中國近代史，如果我們看不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為中國帶來的實質改變，那就難以真正認識「第五個現代化」對中國的意義。事實上，如何實現現代化是歷代中共領導人念茲在茲的目標：毛澤東在建國後苦思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並且逐漸形成「四個現代化」的國家戰略目標，可惜他卻以「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天馬行空的行動來實踐，給國家帶來沉重災難；鄧小平汲取了毛澤東的教訓，他在思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時，得出「解放生產力」的結論，並且利用「改革開放」的東風，推動「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回應了人民對物質生活的嚮往，但畢竟有其局限，而「第五個現代化」的內涵更為複雜。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實際上牽涉兩部份—前者是指與國家機構、管治體系有關的制度設計，後者則泛指官員幹部在制度中發揮的作用。

中共之所以要在上述兩部份推動現代化，原因在於「改革開放」令中國經濟結構出現深刻變化，過程中必然產生新的利益格局，矛盾亦隨之激化。倘若沒有相應的「第五個現代化」，社會進步肯定會備受制約。因此，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旨在通過發展生產力，藉以幫助中國擺脫貧困落後，「第五個現代化」則是通過優化「上層建築」，消除「四個現代化」進一步發展時面對的障礙。

更重要的是，相比「四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更能體現社會發展的根本意義。近年中國國力大幅提升，不少人稱之為「暴發戶」，指摘它並未為提升社會集體的生活品質而作出貢獻。平心而論，一個國家工業強大、物質豐盛固然重要，但遠非社會生活的全部。假如欠缺回應新時代民眾需求的制度設計，無法更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便很難稱得上完整。如今中共推動「第五個現代化」，就是要告訴全世界，它不是要做暴發戶，而是要做一個發財立品的「有錢人」，無論在物質、制度，還是精神上都是富裕的，實現中國社會的共同繁榮。

西方和港台輿論過往經常批評中國的制度充滿人治色彩。中共努力推動各種制度的「現代化」，說明它確實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沒有盲目地對西方經驗「照單全收」，而是立足現實條件，通過常年的經驗積累和持續實踐，建立適合自身的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五個現代化」絕不等同西方化。

香港缺欠改革共識
內地經驗足可借鑑

四中全會公報出台後，香港各界樂此不疲地尋找「天機」，希望得知中共對香港時局的最新取態，忽略了內地「第五個現代化」的參考價值。中國一直在變，而這種「變」源於其對改革的重視和堅持。香港曾是內地推動「改革開放」的老師，如今形勢逆轉—內地已由原先的一窮二白，蛻變成一個富裕的物質社會，並在這個基礎上，推動更高層次的「第五個現代化」。這種實事求是、適時而變的態度，難道不值得香港學習嗎？

當然，正如內地不會照搬西方那套一樣，香港亦毋須照搬內地一套，因為這違背「一國兩制」，而且不符合香港的現實，但內地對改革的執念，特別是其對不同階段需要什麼改革的靈敏度，確是香港必須效法的。應當強調的是，香港並非沒有條件推動改革—除了擁有「一國兩制」優勢，還坐擁龐大財政儲備，有力推動社會民生改革；香港市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有足夠專業品質實現改革，更不用說我們在法治、金融、專業服務等傳統領域依舊擁有明顯優勢。

對內地來說，「第五個現代化」切合時代需要，可豐富「改革開放」的內涵，而隨着時代演進，將來甚至可能有「第六個現代化」。對香港來說，我們也需切合時代需求的改革，只要管治精英帶領市民凝聚改革共識，摒棄源自港英年代、早已不合時宜的「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仿效中央政府主動進行全面改革，不斷自我完善，香港並非不能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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