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關係再陷低谷　反人權罪行應追究到底

世界大戰的傷痕，本該是上世紀的歷史烙印，惟當下的日韓關係起伏不定，或多或少仍是受歷史事件左右。日前（1/7），日本政府宣布將對半導體業實行出口管制，回應韓國最高法院對戰時強制徵工的判決，使兩國關係再次惡化。
現時，兩國在戰爭相關的賠償仍爭議不斷，實非韓國民眾貪得無厭，反是日本一直未能勇敢、坦然面對歷史責任和判斷之果，把紛爭拖到本世紀。如今日本因鄰國法院的判決提出反制措施，不論其因由是為托詞與否，也非是解決歷史問題的上策。

2005年，四名曾遭強迫勞動的民眾，對新日鐵（Nippon Steel）和住友金屬工業（Sumitomo Metal Corp.）提出訴訟。經過長達13年的法律鬥爭，終在去年十月獲韓國的最高法院獲判勝訴。可是，日本不但沒有尊重鄰國的判決，以法律解決爭端，反過來卻要求總統文在寅干預法院判決，以及威脅撤回大使。本周一，安倍政府更宣布將對韓國實施的半導體出口限制，將三種化學原料（氟聚醯亞胺、光阻劑及蝕刻氣體）的出口審查從嚴處理，並計劃將韓國從友好國家的「白色名單」中剔除，做法值得商榷。

不過，欲了解逾半世紀的糾結為何餘波未了，就須重新審視兩國重新建交的歷程。二戰結束後，美國為打造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冷戰佈局，積極調解兩個亞洲盟友的關係。經歷長達近14年的談判，日韓兩國終在1965年6月簽定《韓日基本關係條約》（下稱《條約》），將1910年前（即韓國被殖民前）由大日本帝國和大韓帝國簽訂的條約廢除，重新建交。

問題是，《條約》只是將日本侵略的責任含混帶過，即使兩國政治領袖因現實需要而接受，民間的受害者也會因個人對公義的追求，拒絕妥協。按《條約》訂明，日本向韓國支付3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約22.8億美元），並借出5億美元，用以終止對日本的殖民主義和戰爭罪行的賠償責任，而雙方在補償款項的「名稱」更有嚴重分歧——韓方希望使用「索賠權」一詞，日方則堅持「經濟合作資金」。結果在大多民眾反對下，從政變掌權的總統朴正熙敲定條款，接受日方「經濟合作」的表述，惟該政府卻沒有將全數賠償金發放予受害者，令《條約》的認受性成疑。

當然，韓國自身混亂的內政不能視作重提賠償的理由，而是日方簽定《條約》的考量。據2005年的解密檔案顯示，日方在談判時堅持從政府層面解決爭議，並拒絕向個人支付賠償金。一如時任外相椎名悦三郎（Etsusaburo Shiina）形容，這筆款項不是賠償錯誤，而是對韓國獨立的祝賀，故戰爭罪行的責任未明。

再者，由於違反基本人權的罪行不能通過條約免除，使日本政府的立場亦難有立足之處。就像聯合國1996年的報告所言，即使韓國和日本打算就「慰安婦」問題討價還價，這類協議也是無效的。因為，根據國際法的強制性規範原則（Jus cogens），國家不能通過條約放棄其人民的權利，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亦列明（日韓同為簽署國），「條約在締結時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抵觸者無效」，而現代的國際法中，禁止奴役、禁止酷刑和屠殺平民乃是最早獲得承認的強制性規範之一。

所以，不論是聯合國還是韓國法院的立場，皆是引伸自上述的法理基礎。換句話，日本的主張沒有說明的是，一個國家如何可借簽定條約放棄本國人民的基本人權；以及一個國家如何能聲稱解決了錯誤，卻同時否認存在任何錯誤。這又是尊重歷史和國際法的應有之義嗎？

平情而論，二戰受日軍蹂躪的受害者至今為數不多，其潛在的申索亦是有限數目，按理亦不會構成沉重的財務負擔。可是，日本過去雖有就歷史問題表示「痛切的反省和道歉」，惟實際上國家的面子，永遠比正視歷史公義來得重要、優先，使至上世紀的創傷仍左右着當下的日韓關係。然而，只有坦然面對歷史責任和判斷的政權，才能把過去留在過去，還原真相，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