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發「抵制、撤資和制裁」以色列　群眾力量解放巴人？

以色列逾半世紀的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不但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漸漸縮窄，就連抗爭手段也虛耗得所剩無幾。過去，巴勒斯坦由正式的軍事衝突，到援助非政府組織的發動恐襲，再到上書聯合國控訴以色列的霸凌行為，都不見得可迫使以色列遵守國際法的規範，還巴人應有的基本人權；反而，以色列對國際社會的壓力更以「拖字訣」，以換取更多時間吞併更多土地，好讓終極談判時能拿出最佳籌碼，迫使巴人接受失去大片領土的現實。
在國力極不對等的局限下，巴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已難奢望國內法和國際治理機構能夠解決。但與此同時，以暴力來喚醒國際社會的關注並非良策。既然常規的政治手段已無力扭轉不公義，那麼由民間自發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又可否以合理、合義的抗爭手段，解放巴人？

絕處求生的民間政治力量

由戰爭、恐襲再到談判，這半世紀以來的以巴衡突，幾乎可都說是按這邏輯運行。但以色列以大欺小，巴勒斯坦國的現況可謂人間煉獄。由700公里長的種族「隔離牆」（以分隔西岸和以色列）、到以色列國會（Knesset）去年正式界定以色列為「猶太民族國家」（Jewish Nation-state），把阿拉伯裔族群打作次等公民、再到強搶土地的定居點政策，巴勒斯坦人長期所受的屈辱，絕非能夠無視的人道災難。

可是，上世紀的經驗早已證明，針對以色列人所發動的恐襲不但無助巴人喚醒世界的關注，更會令以色列用更橫蠻的武力回應，最終也只激發兩國民眾的敵對仇恨，惟仰賴聯合國的介入和國際法卻又不見得有何實際作用。事實上，以色列多年來無視聯合國的決議和遣責，當中的違法行為可分為四大方面：一是巴勒斯坦分治決議、二是巴人的回鄉權（Right to Return）、三是巴人的基本人權、四是聖城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的法律地位。

然而，以色列對聯合國威權的鄙視，可見於去年以色列成為聯合國中，受譴責次數最多的國家——當中有侵犯人權、在非法佔領的土地上定居、繼續佔領東耶路撒冷，惟以色列卻置若罔聞，冷待外間的批評。既然暴力解決不了問題，聯合國又因其大國政治的運作邏輯處處受制，巴人還可靠什麼力量來尋求公義呢？2005年，英國有社會運動組織開始倡議一項全球民間政治運動，目的是要透過抵制、撤資和制裁，向以色列施壓，迫使當局停止佔領巴勒斯坦國的領土、尊重各族群的平等權利，並落實巴勒斯坦難民的歸鄉權。

那麼，由下而上、發自民間的政治運動，其成效又如何呢？雖然以色列國會的報告曾指出，BDS運動對該國的經濟並無實質打擊，但也別忘記，整場運動的本質不僅是依靠民間經濟力量，改變以色列的國策，而是把難以伸張正義的議題推向全球，提升關注度，集結民間力量，從底層影響一國對以色列的外交立場。就此，不論是美國研究協會（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支持對以色列學術活動的抵制，或是荷蘭養老基金巨頭PGGM撤回了對以色列五大銀行的投資，雖然這些自發行為短期內難以立竿見影，但亦能影響民心，爭取國際輿論對巴人的支持，由下至上迫使不作為的國家有所回應。

BDS是暴民政治　還是最後吶喊？

撇除上世紀南非的成功例子，現在實在難有一場民間的政治運動可予比較，但這種新興的全球草根政治運動，其實也不乏反對者。例如，小說《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 K. Rowling）就表明，她希望「看到以色列政府為其不公和野蠻行為負責⋯⋯惟讓我感到不安的是與以色列的文化和學術界斷絕聯繫」，影響學術和文化自由交流；而歷史學家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則認為，BDS運動的核心是反猶主義，試圖毀滅以色列，針對的不單是政權，而是每一位以色列的公民。

不論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要是以巴衝突的問題能按法律解決，相信BDS這類全球公民運動也難成氣候，而以色列的殖民大計也會在「法律允許」下暢通無阻，故BDS的「合理性」才是判斷是非的面向。總體而言，BDS運動的合理性首先是建基於170個巴勒斯坦民間社會組織對行動的明確呼籲，絕非武斷，而是有廣泛的民意共識；其次，運動倡議以非暴力的抗爭來維護公義；再者，BDS以恪守國際法為目標，即當以色列重回正軌，結束不公義政策之時，BDS運動也會隨之結束。

雖然上述BDS的合理性不能解答羅琳和利普斯塔特的質疑，但以巴衝突早非政治問題，而是滲透到文化、經貿、宗教等泛籌的全方位社會對立。如同上文提及，不論是現行的國內法或是聯合國決議案，兩者皆無法阻止以色列的暴政，故BDS運動應可視為最後抗爭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否則所有政治亦只會是一場無視公義和原則權力遊戲。

另外，雖然BDS運動的「傷害」對象是為以色列舉國民眾，而國際法上他們絕不需要為該國的行為付上責任，但對巴人來說，他們在非法吞併的土地展開經濟活動，即使沒有違反法律，所賺的收入也是不義之財，故對他們施以抵制、撤資和制裁，也是按照非暴力和比例原則落實，務求在追尋公義時，將潛在的傷害局限在經濟損失，而非兵戎相見的性命損失。理論上，政治問題就應以政治解決，但當所有撥亂反正的渠道都失效，巴人除了屈辱地接受現況，也只能靠着微弱的BDS運動為他們平反、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