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成外交主軸　世界就能長治久安？

本月中，法國作為本屆七國集團（G-7）的輪任主席國，主辦了一系列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的會議，與會者不單有部長級官員，更有著名女權影星愛瑪屈臣（Emma Watson）。會後，法國承諾將會努力推動全球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下稱女性外交），是繼瑞典和加拿大後，第三個國家以「女性主義」來命名官方政策的主軸。
乍聽起來，女性外交看似高瞻遠矚，惟意指甚麼？具體來說，提升女性在外交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又是否會打破數千年來由男性主導的政治、權力遊戲，減少國際間的衝突呢？

女性較男性「和平」不是玩笑

儘管女性主義早非新鮮之事，但將其應用於外交政策上，倒是既新潮、也模糊的概念。目前，全球有三個國家——瑞典、加拿大和法國的外交政策在名義或實踐上，被視為女性主義。儘管三國的女性外交，都是立足於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325號決議》，但相比之下，瑞典的提案最為全面。2014年，現任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om）首次提出女性外交時，其目標是要「反對一個制度性且普遍的問題，就是女性處於從屬地位」（standing against the systematic and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而該國的女性外交框架，不只是社會議題的性別平權，更包括了國際政經的援助計劃、貿易、國防和外交。

雖然，瓦爾斯特倫認為性別平等不僅是權利，也是實現其他目標，如消除恐怖主義，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手段，但實證上又否如是呢？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2015年研究指出，經濟上，如果全球能夠縮小勞動市場的性別差異，使婦女與男性有着相同勞動參與率、同樣的工作時數，以及同等的勞工待遇，到2025年或會為全球GDP帶來額外的28萬億美元收益。而將同樣的方法論套用瑞典，則可換來額外19%的經濟增長率。從經濟角度觀之，女性主義為本的政策優點，不難明白。

那麼，提升女性在政治上的參與度，又能否減低衝突爆發的可能性？近年，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婦女團體在政治進程的角色：例如，有研究指出，雖然婦女團體一般都被排除於商討停戰協議的初期階段，但從菲律賓政府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BIAF），以及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談判經驗反映，婦女團體的參與不僅可提升政治共識的代表性，更能使協議持續較長的時間。

另外，聯合國亦對冷戰以降的40場衡突作出研究，留意到多次和平進程中，婦女都是較易被動員起來，且願意為停火協議向當局施壓；另外，在協議落實前，婦女團體都傾向迫使各方留在談判桌上。更有趣的是，在這40個案例中，完全沒有婦女團體動員起來支持衝突。這不禁讓人猜想，若在平行時空上，也門和敘利亞內戰的談判桌上全是婦女，兩國今天都可能已着手於戰後重建了。

女性外交應有其原則　

一如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利益，女性主義亦應有其行事原則，才可成為國家行為的規範和標准。如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對瑞典、加拿大和法國的分析，女性外交的中心思想可定義為「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中，以性別平等作優先考慮，並須調配大量資源，賦予婦女和其他被邊緣群體基本人權，以破壞父權制和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不過，聽起來崇高的願景，現實上總會發覺到箇中的落差。

儘管瑞典一直堅持安理會的重要辯論要有婦女參與，以確保性別平等，惟「卡舒吉事件」卻成了該國女性外交的污點。當異見記者卡舒吉被沙特當局殺害和肢解後，斯德哥爾摩卻一反預期，不願放棄價值113億瑞典克朗（約11.7億美元）的合約，拒絕與挪威、芬蘭、德國、丹麥一同暫停出售武器給沙特。同樣地，加拿大在提倡女性外交的態度，其實亦跟瑞典相差無己。去年加拿大外交部公開敦促沙特釋放女權人士所觸發的外交風波，表面上外相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在局勢升級後，口頭上仍能保持強硬的立場，以及對女性外交的堅持，但如同瑞典一樣，加拿大到現在也沒有明言要中止與沙特的武器交易（價值150億美元）。

21年紀沙特的女性地位，充其量僅比上世紀建國時略有改善，其男性監護制更是把女性視作財產，基本上任何踏出家門的活動（近年當局已允許女性到體育館觀賽和單獨駕駛），都要父親、兄長、丈夫，或兒子首肯，絕非女性外交可無視之物。再者，瑞典所提供的武器，更大有機會被用在也門的戰場上，令婦女在無謂的內戰衝突中受傷害。既然女性主義為兩國的政策理念，其外交政策亦不應容下這種道德偽善之舉。

如上文所述，女性外交強調的「賦予婦女和其他被邊緣群體基本人權」，本該就不應服從於現實政治的功利計算。須知，人權保障的先決條件是一國的國籍，而無國籍人士說穿了就是失去國家法律保障的邊緣群體。如本年初，沙特少女奎農（Rahaf Mohammed al-Qunun）因受虐及該國男性監護制，冒險逃離家園獲加拿大提供庇護一事，她甘願踏上單程路的原因，正是沙特對她擁有的基本人權無視和壓迫。因此，若要落實女性外交，則必須捍衛和保障「人類擁有權利的基本權利」，突破現實政治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