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大審判】喪失思考能力也是罪？　轉型正義不容操之過急

今周日（26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法院裁定，三名法國公民因加入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而被判處死刑。據報，除了三名法籍公民，在未來數周，由庫爾德人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可能會將涉嫌參與伊斯蘭國的28,000人，移交給伊拉克當局，當中更可能包括至少來自50個不同國家的公民。
即使絕大部分被ISIS攻佔的領土已被收復，但只要法庭一天未完成ISIS的相關審判，民眾的怨恨也難言達成最終和解，一如1961年「耶路撒冷大審判」把殘存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定罪，為史上最大規模的謀殺案之一畫上句號。不過在伊拉克的轉型正義過程中，不少非戰鬥人員，如商人、醫護人員，甚或文員，也被當局控以支持恐怖主義之罪。到底這群ISIS的同流者是有如政治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的是「平庸的邪惡」，還是轉型正義中的「雙重受害者」？

喪失思考能力也是罪？

儘管逾半世紀前的耶路撒冷大審判，與今天的ISIS大審判在規模、犯罪性質，以至受害人數上都不盡相同，但兩者的審訊皆有涉及「協助犯罪」的疑犯，使得鄂蘭提出的概念——「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可給搬到桌面上再次引用。

二戰前夕，鄂蘭因猶太人的身份而逃離納粹德國。移居美國後，1961年，她向美國雜誌《紐約客》自薦到以色列耶路撒冷，親身採訪一場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當時，審判的主角是被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越洋到阿根廷「綁架」回國的納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不過，雖說軍銜為「突擊大隊長」，艾希曼在處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實非因其軍事才能得到賞識和重用，反卻是他過人的官僚行政效率。事實上，艾希曼於1942年萬湖會議後，其主要職責是為被迫移送到集中營的猶太人安排交通，以及「協助」猶太委員會執行德國頒布的法令。

雖然，對不少猶太人來說，將艾希曼處以絞刑是遲來的正義，但該次審訊仍有兩個爭議：一是以色列特務在沒有授權下，私闖外國領土執行任務；二是鄂蘭對艾希曼的評價。雖然鄂蘭不但對主審的三個法官表示敬意，也為艾希曼的死刑背書，但她卻不似多數猶太人般，以「絕對之惡」的言詞來描述艾希曼，反是用以「平庸的邪惡」來形容暴行的本質，惹來不少惡意的抨擊，甚至死亡恐嚇。

對鄂蘭而言，邪惡不一定如希特拉般狂暴如雷，也可以平庸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而且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下於血腥的屠夫。她認為，「當我說到平庸的邪惡，僅是站在嚴格的事實層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某個人臉上的一種現象⋯⋯（艾希曼）為了獲得個人提升而特別勤奮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動機⋯⋯直白地說，他只不過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他只不過不思考罷了——但這絕不等於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讓他變成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人之一。」然而，當鄂蘭形容艾希曼「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時，實非要說他盲目行事，而是他的想像力缺乏一種從受害者出發的思考角度，亦即是康德所說的「廣延的心智」(enlarged mentality)，故可見艾希曼在回應審問時，大多都以「奉命行事」作答。

同流合污或有苦衷　轉型正義不容操之過急

在ISIS大審判中，撇除直接參與戰鬥的將領和軍人，也有不少與ISIS有所關聯，而被送上法庭。問題是，這群非戰鬥人員中，有多少是像艾希曼般僅為了個人榮耀，自甘放棄對善惡的判斷力來服務權威；又有多少人因為自身或家人的生命安危，甘願屈服於ISIS的恐怖管治，同流合污呢？雖說兩種邪惡現時在數字上難以考證，但現時伊拉克的轉型正義中，實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誠如曾到法庭觀看審判的耶魯大學研究員David Marshall指出，對於什麼程度的證據足以定罪，以及如何解決被脅迫下作案，（法庭）皆沒有一個清晰且確定的標準。即是說，該國現行的反恐刑法（第13/2005號），可說是涵蓋各種罪行，包括成員資格或「支持」恐怖主義組織。這條含糊不清的法例，不但沒有明確闡明「支持」有何實質意思，也懶於探究非戰鬥人員的罪行，是屬於平庸的邪惡，或是被迫的邪惡，故難以處理不少自稱被迫支持伊斯蘭國的嫌犯。情況有如Nineveh反恐法庭的案件中，一名男護士在ISIS接管該地區後，向組織成員提供醫療服務而在年初被起訴。

再者，伊拉克全國的法院在程序公義上也無統一的標準。雖然實地考察時，Marshall曾以「專業」來形容位於摩蘇爾的反恐法庭，但其他城市卻是大相逕庭。例如，國際傳媒曾以「十分鐘審判」，來戲謔首都巴格達中央刑事法院的繁忙情況，該法院曾在兩小時內，成功完成14名疑犯的審判、定罪和處刑。可是，在短短十分鐘內，疑犯隨時根本就連控罪也未搞清，更遑論是清楚陳述當初「支持」ISIS的苦衷、動機和實況？

毫無疑問，在後ISIS時代，大審判在轉型正義有其必要，除了還原史實，轉型正義也可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材料，避免重蹈覆轍，同時亦能協助受害人達致法律和心理上的最終和解、撫平傷口。不過，在戰爭中非戰鬥人員在道德和法律責任上，有時實在難以像軍人般可劃出一條善惡分明的界線，而「後勤人員」中，相信也有因個人仕途和野心，甘願放棄思辨能力的平庸之輩。要避免在大審判中製造「兩重受害者」，龐大的資源、時間和耐性，皆是缺一不可的要素。可惜的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對籌組國際法院來審理ISIS一直興趣不大，並僅以情報交流來支持伊拉克當局，但「十分鐘審判」是否符合轉型正義的真正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