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罪」正式生效　戰爭領袖可被問罪？

國家之間的戰爭，很多時都被視為「國家行為」，而非「個人行為」。但回想過來，不論是民主或獨裁國家，發動戰爭亦可算是政治領袖的決定。二戰後，同盟國根據國際法和戰爭法，成立一系列軍事法庭，起訴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政治、軍事、司法和經濟要員，罪名包括提出、策劃、執行或以其他方式參與大屠殺或其他戰爭罪行。雖然紐倫堡和東京審判的判決仍有不少爭議，但亦標誌着古典國際法與現代國際法之間的分水嶺。超過半世紀後，儘管國際法仍不少漏洞，但從上月起，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將能起訴發動侵略戰的領導人，到底這法規能否把未來發動侵略戰的領袖繩之於法，令戰爭永遠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侵略罪局限多多　大國發動戰爭不受規範？

適逢《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生效20周年，在2018年7月17日有關「侵略罪」的決議案正式生效。侵略罪是《羅馬規約》列出的四種罪行之一（另外還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及戰爭罪），不過締約國就管轄權的定義和規定一直爭議不斷。直至2010年，ICC締約國才正式通過了侵略罪及其管轄權的定義和條件，使法規得以落實。

侵略罪的意思是「由一個有效地控制或指揮國家政治或軍事行動的人，規劃、準備、啟動或執行侵略行為，其行為性質的嚴重性和規模，顯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侵略行為是指「一國利用武力侵犯他國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違反《聯合國憲章》。這些行為可包括入侵、軍事佔領以及使用武力吞併，封鎖港口或沿海地區等行為。

雖然在字面看來，侵略罪看似能約束政治領袖的行為，提升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成本，但從制度而言，侵略罪的適用範圍跟其他國際法一樣，有不少掣肘，大大減低了法規的阻嚇性。侵略罪具有不同的管轄制度，不能與《羅馬規約》的另外三種罪行（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相題並論。ICC只可通過以下方式對罪行執行管轄權：一是ICC成員國將案件提交法院；二是檢察官自行展開調查（proprio motu）；三是經聯合國安理會轉交。

雖然ICC的管轄權已正式生效，但起訴權力僅適用於核准上述新定義的國家。迄今，只有35個國家承認ICC的管轄制度，而西方的「人權大國」則想盡辦法，尋求阻止法院的管轄權伸延至國內（相信是因為2003年英美兩國在沒有法理依據下，向伊拉克發動戰爭的後續盤算）。

另外，侵略罪的涵概範圍及時效性亦有漏洞。首先，法院的管轄權僅適用於已批准或接受修正案的國家。如果由國家提出訴訟，或由檢察官自行提出發起的調查，法院將無法對尚未批准或接受修正案的國家行使管轄權；再者，有關侵略行為的定義也有不足。它並不包括不會直接威脅到生命的網絡攻擊（如俄國黑客在早年入侵愛沙尼亞政府的網絡系統），同時也不包括「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如伊斯蘭國（ISIS）或其他恐怖組織的領導人。換言之，被告必須是處於侵略國的指揮崗位。

新法亦有威懾用作　人權大國理應以身作則

儘管如此，無論新的「法律武器」是否能大派用場，將侵略罪定調並提升到與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及戰爭罪並列，其嚴重性亦會有威懾作用，向國際社會明確地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因此，這亦不難想像，為何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會是最先批准ICC管轄權的國家之一。雖然俄羅斯並非締約國，但當侵略罪的法律釋義或會包括跨境暗殺，即使不能完全迫使普京接受國際規範，但國際法罪行的存在亦可能會讓普京再三思考行動的必要性，以免受到千夫所指，成為「真正的罪犯」。

回顧國際社會於兩戰後大力推廣國際法及相關法庭的成立，今天大國的立場又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自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後，各國意識到要防範二戰時的國際暴行，國際社會需要一個常設法院來執行國際公義。在1948年的《聯合國260號決議》中寫道：「⋯⋯認為有史以來，滅絕種族行為殃禍人類至為慘烈；深信欲免人類再遭此類獰惡之浩劫，國際合作實所必需⋯⋯」。這考量正正與該決議的第六條互相呼應，即「凡被訴犯滅絕種族罪⋯⋯應交由行為發生地國家的主管法院，或締約國接受其管轄權的國際刑事法庭審理之。」再看回今天各大國的取態，此等倡議國際公義的立場早已不復。

觀乎接受ICC管轄權的締約國，幾乎所有區域大國，如美國、俄羅斯、中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印度等國，均未在此列表上。不難推敲，大國拒絕接受國際法庭的監管主因有二：一是以主權論作抗辯，認為接受規範猶如國家主權被削；二是聯合國安理會已有足夠工具解決國際糾紛，作出適當制裁和懲罰，不必多此一舉。

不過，大國拒絕接受監管，某程度亦可為其軍事行動保留「彈性」。情況正如198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列根無視國會禁令，以「圍堵共產勢力在區內擴張」為名，增加對反桑地諾派系（The Contras）的軍事援助，令尼加拉瓜陷入曠日持久的內戰。當尼加拉瓜最終於1986年將美國告上國際法院（ICJ），最終迫令美國判決前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排除國際法院對美國的管轄權。雖然判決不單宣判美國敗訴，還寫道美國「非法使用武力」，惟判決對美國並無法律效力，令列根避過一劫，此為逃避國際規範的一大例子。

平情而論，ICC四項基石本為文明社會應有之義，而國際法亦有機制保障被入侵的國家。不少評論家和學者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及英國脫歐兩事後，不斷討論二戰後以法治為本的國際秩序，是否正在退潮。反過來問，若然一國無意進行種族滅絕、危害人類、戰爭及侵略，為何不像馬其頓、烏拉圭、博茨瓦納及哥斯達黎加等小國，接受ICC的管轄權，接受法治為本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