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騷亂、集體示威　新加坡是本地人的天堂　也是外勞的地獄？

香港的人口政策乏善足陳，欠缺周全規劃。境外人才只視香港為跳板，單程證審批權不在港，問責官員只懂鼓勵市民多生育及倡議輸入外勞，填補未來職位空缺。月前有前政府經濟顧問稱，新加坡領先香港，一是有地，二是大部分移民人口持大學學位，香港兩者俱缺。
的確，新加坡政府有吸引專才的計劃，對移民配偶入籍有幾重關卡，並適時調整移民類別和人數，避免衝擊本地人口。然而，不少港人遺忘，當地引入了逾 54 萬名廉價外來建造業勞工及家傭，佔總外勞人口 38.5%。他們推動當地發展，只是因為移工身份，令他們幾乎永遠無法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的民生政策有很多範疇值得參考，但在人力政策方面，香港不應盲目複製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為拼經濟　引進十萬計基層外勞

香港和新加坡也有針對勞工短缺、以中下階層職業為主的輸入外勞計劃，香港設有「補充勞工計劃」，新加坡就有 「工作准證」（Work Permit），就算將「補充勞工計劃」與香港的外傭人數相加，新加坡的外勞人數及佔總人口的比例遠較香港高。

香港的外勞多從事護理員、漁農業及建造業，在 2018 年五月底，共有 4,788 人在港工作。計及近 37 萬名外傭，兩個外勞類別共佔總人口約 5%。

新加坡人口為 564 萬，高達 97 萬人循工作准證逗留，當中過半數從事建造業及外傭，其餘任職服務業和製造業等，佔人口 17%。高技術外勞人口，現時約有 38 萬人，相對來說是少數。

新加坡早於 1970 年代就已實施輸入外勞計劃，在 1971 年前後，該國每年由馬來西亞輸入超過四萬名勞工，當時政府大力發展工業，引入多家大型工廠，後來勞工短缺愈趨嚴重，所以放寬輸入國來源至斯里蘭卡、孟加拉、菲律賓和泰國。相比之下，香港在 1973 年引入外傭，但直至 1989 年才落實廣義的輸入外勞計劃，後來因應興建新機場，再輸入大量建築工人，配額上限為 1.7 萬名。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則於 1996 年推行。

新加坡政府早知輸入外勞不是完美方案。早於 1979 年，時任貿易及工業部長吳作棟提醒大量外勞，容讓低薪和勞工密集行業存在，既令企業缺乏升級動力，更壓低薪資增長，不利社會長遠發展。此外，當地政府一直提倡勞資雙方和平協調勞動條件，指摘外勞破壞和諧關係。

然而，1985 年的經濟衰退打消了收緊輸入外勞的念頭，甚至取消要求他們為中央公積金供款，只以外勞稅取代。隨後的二十多年，官員口說關注外勞的社會和政治影響，但由於外勞成本低廉，期間沒有出現嚴重干擾社會的行動，加上出生率低，國民亦不願擔當基層工作，國家需要外勞填補職位和增加基建，政府實際上少有管制外勞人口增長。在 1970 至 2010 年，新加坡總人口增加 1.45 倍，包括外勞在內的非居民人口增加超過二十倍。

外勞本地人磨擦日增　終致政府收緊政策

新加坡經濟增長不能抵銷本地人和底層外勞的矛盾，終於在社區爆發。在 2008 年，有 1,400 名居民聯署反對附近的外勞宿舍啟用，擔心罪案增加和打擊樓價。2011 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創新低，民眾不滿外來人口搶走職位，群體磨擦日增是失利原因之一。2012 年及 2013 年先後出現中國的外勞巴士司機罷工及南亞移工於小印度騷亂，及至 2013 年千計居民示威反對政府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拒絕 2030 年人口目標增至 690 萬，當中包括引入更多移民和外勞。

在新加坡，罷工、騷亂、集體示威在近四十年時有所聞，連串事件衝擊政府管治。面對龐大的民意壓力，政府反思施政失誤，在隨後幾年加強收緊外勞政策，穩定外勞人口，例如提高外勞稅額，削減大部分行業僱用外勞比例上限，又推出資助計劃，鼓勵企業提升生產效率，減少依賴人手。今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宣布分階段減少服務業企業的外勞比例，上限由現時 40% 逐步減至 2021 年的 35%。此外，容許聘請外勞的服務業企業的資格也提高，今年七月起，僱主聘請本地員工的月薪至少要 1,300 新幣，才可計算可獲聘請外勞比例，較現行的 1,200 新幣高。

族群爭議稍平息　外勞處境仍堪虞

族群爭議稍為平息，隨後一屆的選舉，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回升。雖然如此，政府終究未有果斷改善外勞困境。長久以來，外勞待遇刻薄。有當地勞工組織統計，外勞月薪只有五百多新幣，長期加班但加班費不足，又常遇到剋扣工資和被改合約，還要償還數千甚至過萬新幣的中介費。大量建築工人只能住在地盤內或者違法宿舍，環境侷促又破爛不堪。日前有報章專訪當地外勞，外勞抱怨膳食營養不足，商販不願分開早午兩餐運送和售賣食物到地盤，而且地盤又沒有儲存食物設備，外勞只好一併購買兩餐食物，午飯時，食物變冷變壞，不堪入口。

有人認為，外勞在新加坡打工已經不錯，不愁失業而且薪水較本國高。不過，他們由於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工傷並非罕見。即使僱主有替他們購買醫療保險，但賠償額未必能抵償全數醫療開支。更重要的是，外勞能否工作，全取決於僱主，外勞抵抗僱主有很大風險，因為隨時被僱主取消合約，飯碗住宿不保，很多時候只會忍氣吞聲。再者，外傭跟本地人又鮮有交集，其他外勞住在偏遠地方，又傾向集中居住，導致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即使近年多了民間團體倡議外勞權益和種族共融活動，群體偏見嫌隙難在短期消除。

開放基層外勞憂慮多　港府須慎思慎行

新加坡輸入外勞的經歷，有兩方面值得香港人留意。首先，香港人必須認識到，新加坡有今天的繁榮，除了政府長遠規劃，國民努力，外來人才和資本的投入外，毋忘百萬計修築基建，服務大眾的底層外籍勞工。

在此基礎上，香港和新加坡的勞動政策的明顯分別，其實是處理基層勞動力的對策。儘管新港兩地的外傭和外勞計劃下的外勞，均不會獲得居留權，但香港依賴外勞的程度遠不如新加坡。香港外勞佔全部勞動人口是少數，香港是透過接收內地難民來推動工業化，隨後，港人內地配偶滿足不少建造、零售和服務業空缺，而他們最終能夠成為永久居民，亦成為家庭主要組成部分。新加坡則因為非常依靠外勞，成為永久居民和公民者屈指可數，變相省卻長期的住屋、醫療和福利開支。

港府和商界正倡議擴大外勞計劃，應付護理、建造行業的勞工短缺，不少文章也吹捧新加坡模式，甚至想像以外勞取代移民。本文正正強調，增加外勞不是輸入人口這麼簡單，只想到短期好處。若不好好籌劃，動輒打開缺口，社群之間容易挑起衝突。對移工來說，現時剝削外傭、院舍外勞例子屢禁不絕，又怎可相信政府能保障更多外勞有工作待遇？更何況，新加坡政府近年積極修正各個類別的輸入外勞計劃，減少依賴。另外，香港仍有空間善用本地人口的勞動力，例如增加社區託老託兒服務，協助青壯年家庭成員重投職場，政府亦應積極研發科技紓緩職缺，推動產業轉型。

註：在 2019 年四月二十五日，一新幣兌 5.75 港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