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虐兒慘劇　檢討刑期外　須紓親職壓力

任職廚工的父親虐待新生女兒，加上刑事恐嚇等罪。高等法院 9 月 4 日宣判被告監禁六年多。三個月內，法庭就兩宗虐兒案判決，兩位法官都要求政府檢討虐兒的最高刑期。此舉未必加強阻嚇力，惟可反映罪行的嚴重程度，勞福局局長近日表示會探討修訂的可能。然而，斟酌刑期只是亡羊補牢，關鍵是預防悲劇發生。政府應另立虐兒罪行，母嬰健康院、醫院、學校加緊留意高危家庭，探討專業人士以至家人須否強制通報懷疑個案，也是可行方法。此外，政府應該大幅增加嬰幼兒的日間、緊急託管服務，給父母在工作或情緒出問題時，先行安排子女離開家庭，減輕精神壓力，也減低把憤懣發洩到子女的機會。

提高虐兒罰則有理　家人知情應同負責

現時沒有針對虐兒的罪行，近期幾宗嚴重案件，被告被控《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7 條，即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最高刑罰是十年。十年不算短，但一些未必涉及人命的罪行，例如欺詐、虛假文書等，最高刑期達 14 年。相較之下，虐兒的最高刑期反而較短，未能反映罪行的嚴重程度，有必要提高。

但是，提高刑期以加強阻嚇力有限。父母虐待子女一刻，大多已失去理智，不會思考刑罰。再者，正如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熊運信所言，如果施虐者不承認虐兒，舉證變得困難，因為控方要證明兒童的傷勢是施虐者造成，而且能夠證明被虐時間。反而，如果要修例，政府應該思考會否另立虐兒罪。過去五年，每年錄得八百多至九百多宗呈報社署的虐兒個案，但檢控及定罪個案只及一成左右，或者反映問題所在。

在今次廚工虐兒案件，同住外婆同樣受其威脅，但若果她能及早求助，案件可以及早揭發，阻止更多虐待。政府和社福機構應多加宣傳，鼓勵求助，亦應探討立例規定家人應否擔有謹慎照顧責任（duty of care），從而增加搜證、舉證能力。

莫再逃避討論強制通報　及早識別高危個案

懲罰施虐者重要，加強留意社區被虐個案，醫護人員、社工介入同樣重要。香港大學 2005 年研究推算，記錄在案的虐兒求助數字，只及實際個案數字的 1%，猶如冰山一角，亟需專業人士伸出援手。當中，精神虐待個案相當容易被忽視。

在臨臨受虐一案中，社會論應否引入強制通報機制，避免學校、社署、警方等互相推卸，拖延跟進和治療。教育局今年二月底發布新指引，學童在可疑情況下缺課七天，或者不足七天但發現身上傷痕或懷疑受虐，校方須即時上報局方。這有助找出可疑虐兒個案，值得支持。

鑑於最近案件涉及初生嬰兒，父母本應需要進出母嬰健康院。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建議，護理人員也可成為把關者，留意父母行為有否異樣。若果多次缺席檢查或注射預約，再加上有濫藥、酗酒等習慣，嬰兒有機會身處高危家庭，他們有責任盡快轉介。

要準確識別高危家庭，相關界別會承受一定壓力，有些受虐者的表面徵狀不明顯，社工、老師猶疑應否上報，另有憂慮會否出現濫報，擔當不起破壞家庭和輔導關係的後果。要落實此舉需要慎重討論。參考美國例子，日後的法例和規章可以訂明，只要相關人士真誠報告（report in good faith），不論結果是通報或不通報，也免受民事或刑事法律後果。我們也相信，絕大部份的專業人士，可以憑經驗、交流和訓練，判別高危個案。

託兒名額應大量增加  給父母喘息空間

在廚工虐兒案，被告稱嬰兒哭啼是多次掌摑及搖晃女兒原因。虐兒成因複雜，包括配偶感情不穩，性格衝動，又缺乏親人支援，受不住工作壓力等，各項因素又互相影響，發洩在子女身上。稚子無辜，無意在此為父母說項，但若果社區有足夠的嬰幼兒日間、短期和緊急託管服務，父母或親人會有多一個地方安置小孩，隔離暴力源頭，父母得以喘息。

然而，根據香港保護兒童會的數字，全港針對三歲以下的資助嬰兒園名額僅為 738 個，但輪候數目超過名額四倍，求過於供。現時獨立幼兒中心（嬰兒園）的每月收費中位數是 5,600 元，非一般雙職家長能負擔。如果政府能大量增加其名額，加上推廣，定能有助減少虐兒個案。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訂明：「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不少人認為管教兒女是家庭事，不宜干涉，家庭成員也不願啟齒。正因如此，一次又一次錯過拯救受虐兒童的機會。因為法官判詞，社會掀起檢討虐兒法例和罰則的聲音，但究其根本，是切實預防向兒童施暴和疏忽照顧，改變管教觀念，改革通報制度，以及加強育兒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