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派糖淪政治工具　政客應審慎待之

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包括民主黨、工聯會、民建聯在內的一眾政黨紛紛呼籲派錢、退稅，要求政府還富於民，但是還富還需有道，政府應秉持分配正義的原則，精準地將資源分配予最有需要的人。更根本的是，政府近年錄得結構性盈餘，如今社會問題叢生，政府不應視若無睹，而是要本乎公義，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根治社會積弊。

「派錢」​退稅並無二致　效用成疑

事實上，「派錢」與退稅同屬派糖，本質上並無二致，無助根治社會問題。無可否認，香港儲備充裕，同時「派錢」、退稅、實施長遠政策也不會構成太大財政壓力。但以政府一毛不拔的性格，在派糖化解民怨過後，官員又豈會有決心再投放資源於長遠政策？可以想像，「派錢」過後，一眾官員定自以為從善如流，繼續無所作為。2011年的經驗實在班班可考，當時曾俊華在「派錢」過後對於扶貧、房屋問題少有理會，政客不應重蹈覆轍，為一時掌聲而要求「派錢」。

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政府「派錢」是源於對公權力的不信任、認為政府沒有能力做好資源再分配的話，那就同樣需要懷疑「派錢」會淪為瞞騙市民的政治工具，讓一眾官員繼續耽於安逸。澳門前車可鑑，政府年年「派錢」，於公共規劃上卻碌碌無為。香港如今財政穩健，政府大可將「派錢」恆常化，難道政客又同意香港要學習澳門的派錢文化？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認為派錢、退稅能夠「雨露均沾」（所有人都能從中取利），但是若能將所有資源集中於貧苦大眾，所發揮的效用豈不是更大？我們須問，「派錢」是胡志偉的意思，還是民主黨的意思？

與其爭取派糖，政客倒不如聚焦爭取政府實施長遠政策。無論是「派錢」、退稅都無法針對社會最有需要的人，也無法將資源集中發揮最大效用。政客理應向政府施壓，要求實施大學免學費、增建中產、基層出租公屋以至落實全民退保等長遠政策。

儲備非愈多愈好　陳茂波須訂立準則

過去政府少有推出長遠政策，其藉口不外乎積穀防饑、防患未然。但是對於要有多少儲備才能夠應付所謂「危機」，卻是眾說紛紜。

在殖民地末期，由於政府要花大量資源在基建之上，故未有為財政儲備訂立清晰標準。及至回歸後，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財政儲備原則，他指出香港的財政儲備應達12個月政府開支的數額，並以3個月政府開支為增減幅度，經濟學者鄧樹雄指這一準則的要求極高。

及後梁錦松、唐英年均曾訂立準則，但是在曾俊華出任財政司司長後，界線再變得含糊不清，2013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立法會更言，訂立財政儲備的適當指標意義不大，變相推翻了前三任財政司司長訂立的準則，同年，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也曾就此提問，可惜政府未有正面回應。

縱然前三任財政司司長訂立的標準有不少可議之處，但是至少可以防止儲備無限累積。在曾俊華治下，政府儼如追求資本增值的巨獸，觀乎2016-17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政府的財政儲備已達8,600億元，相等於24個月的政府開支，以曾蔭權的保守準則來計算，當時的儲備也超標近倍。2017-18年度的財政預算，政府的儲備更上升至九千多億元的歷史新高，加上曾俊華任內設立林林總總的基金，其數額更是遠高於此。

財政懸崖言過其實　政府不應畫地自限

也許仍有人認為，政府要應對人口老化等問題，累積儲備也是無可厚非。事實上，政府早於2016年將2,197億元的土地基金轉作未來基金，以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的需要，該筆資金會不斷滾存，政府也會恒常注資，如果政府認為該筆資金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問題，就應該訂立標準，交代要多少儲備才足夠。

香港財政現時處於極度穩健狀態，歐盟於九十年代中期曾訂立了赤字標準，分別是年度赤字不超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以及未贖回公債不得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六十。香港近年未有赤字、未有公債負擔，反而出現了任志剛所言的結構性盈餘，利得稅更大有增加的空間，所謂財政懸崖，實不過空穴來風而已。

在這大前提下，政府理應大有可為，解決當前困局。須知政府的儲備並非由官員賺回來的，而是一眾市民的勞動所得。市民交稅，固然是法例規定，但是如果政府欠缺理財智慧，未能將資源有效分配，只懂斂財，漠視貧富懸殊、房屋等社會問題，稅收就失去了合理基礎，儲備也成了不義之財。

固然《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須「量入為出」，官員也一直以此為由，對於增加公共開支諸多推搪，但是何謂「量入為出」，實在有可商榷的餘地。香港財金官員常言政府開支不得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但這並非鐵律。夏鼎基於1976 – 77年預算案提出所謂百分之二十的政府開支比例，他於1980 - 81年預算案便親自否定了這一原則，政府不應作繭自縛、畫地自限，而是體察民生疾苦，放膽投入資源，解決社會種種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