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察】銳實力只是國家利益的代名詞？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及維格（Jessica Ludwig）提出「銳實力」（Sharp Power）這個權力概念，並以此形容中俄兩個威權國家的外交政策，掀起國際關係學術界和外交界熱烈討論。不過在國際政治的競爭上，任何一種「實力」都是追逐國家利益的工具，不足為奇。概念上，硬實力和銳實力並無清晰界線，讀者在理解和應用此等概念時，理應小心看待一國的外交政策背後之動機，才能真正了解國際外交問題。
硬實力、軟實力、銳實力的分別在哪？
相對而言，硬實力比另外兩個概念更易理解，意指某國使用強逼性的軍事和經濟手段（如援助、賄賂或經濟制裁），影響別國或其他政治團體，以強迫、威懾或保護某國的國家利益。例如，二戰時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以獲取戰時補給，或聯合國使用經濟制裁意圖逼使朝鮮放棄發展核武等，都可視為硬實力的表現。
軟實力則是九十年代初，由哈佛大學教授奈爾（Joseph S. Nye, Jr.）提出的權力概念，他認為國家除了軍事和經濟力量外，還有一種吸引性的權力，能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從而得到己國利益。軟實力可透過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及具有道德權威的外交政策展現。例如，韓國的流行文化、NED所提倡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軟性道德概念，都可算是軟實力。
相對硬實力和軟實力，銳實力的概念相對模糊。沃克與維格認為，銳實力「銳」在威權政體的影響力能「捅穿，滲透或穿透」（Pierce, Penetrate, or Perforate）別國的政治和信息環境。兩位學者指出，具有銳實力的國家並不需要以軟實力的「吸引力」取勝，而是透過操縱民眾所接收的訊息，從而分化別國（如俄羅斯疑干預美國大選）或宣揚威權體制的價值觀（如中國在外設立的孔子學院），以資訊瞞騙敵國民眾。
「實力」只是國家利益的代名詞
誠如奈爾所說，銳實力的本質是硬實力相似（以資訊瞞騙敵國人民），亦不是威權政體今天才使用的伎倆。奈爾在文中指出，冷戰時期，蘇聯的政治宣傳將愛滋病描述成美國在研發生化武器時所製造的產物，消息經印度一份報紙傳播至全球，以打擊美國在國內外的管治威信和聲望。換句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只是當今的科技發展令國家能更快捷、更低成本地傳播虛假訊息，但本質上跟冷戰時的爾虞我詐差別不大，只是換了訊息傳播媒介而已。
然而，銳實力的概念同時掀起了另一問題，就是我們應怎樣看待一國的外交政策，到底美國提出銳實力，指摘中國在外地傳播價值觀就是「錯」的事情嗎？在國家之間的競技上，爾虞我詐以追求一國利益實屬無可厚非（難以想像有國家會為別國利益服務），不論是硬實力、軟實力、銳實力，甚或中國近年提倡的「和實力」（即人心所向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在當權者眼中，都只不過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工具。更重要的批判眼光是：一國有否做到「言行合一」。
回顧美國在二戰後，透過官方和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各種渠通推銷自由主義價值觀，其核心思想 — 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除了吸引全球知識份子垂青外，也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潮。 不過，歷代美國當權者的政策都反映出其言行不一之處。
先不談上年底特朗普政府無視國際法，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一事，歷代美國政權的所作所為都跟其對外宣揚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在70年代的越戰，美國為了防範共產勢力伸入柬埔寨，美軍對當地的農村地區實行「無差別轟炸」（即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名言：「要動用所有空中力量，任何一個移動的目標都不放過。」），造成大量平民傷亡；1973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的社會主義者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領導，為智利帶來長達15年的「國家恐怖主義」時期。在美國政府眼中，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是冷戰首要任務，但從其手段看來，這些反共行為根本是普世價值的反面教材。
冷戰過後，美國的人權狀況依舊差劣。9-11過後，美國將所有「疑似」恐怖分子歸類為「被拘留者」（Detainee），而非敵方戰鬥員（Enemy Combatant），以便排除於《日內瓦公約》的保護，從而對他們實行酷刑逼供（美國政府稱為「增強審訊」）。在關塔那摩灣的軍事監獄中，美軍對囚犯實施全天候拷問、強行注射藥品和宗教迫害等審訊，以換取囚犯合作（但事實上也是未審先判，違反法治精神）。
相比起西方傳媒指控中俄兩國干預新聞、言論自由，打壓異見份子，美國國策也不遑多讓，同是為國家利益服務。所以銳實力的應用層面上，跟硬實力差別不大。美國在指摘中俄兩國以「銳實力」破壞西方的普世價值時，自身也是雙重標準，不斷踐踏對外宣揚的普世價值觀。唯一的分別或許只是美國能用較優雅的市場學詞匯來「包裝」其行為。
不論是西方的民主政體，或是中俄兩國的威權政體，一國的外交方針亦離不關、也不能離開自身的國家利益。銳實力的討論除了為學術和外交界增添熱話外，亦能帶給我們重新審視外交政策的視角。
那麼應該怎樣看待孔子學院、德國歌德學院、法國文化協會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透過公共外交來傳播一國價值觀的機構？最重要的是他們有否作出違法行為，而不是威權與民主政體出處之爭，即外交政策的動機，不是國家政體的分類。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價值觀衝突無可避免，不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或是儒家學說，在當權者眼中只不過是爭奪話語權的工具，而且其價值觀的對錯實屬哲學命題，故着眼點應放在法治的考量上。
普羅大眾審視國際外交問題時，不妨先放下對各種實力的定義和分類，也不從「國家」的眼光出發，改為從實事求是的大原則，審視各國提倡的價值觀，不以立場先行，仔細觀察國家一言一行，才能避免被任何一股國家「實力」操控。這才是從國際政治上有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