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土地大辯論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發文，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特首李家超相繼回應，我們在兩天前問過這是不是另一場土地大辯論。現在梁振英再強調「因為不是免費的」，可謂印證了我們的看法——問題的核心不在土地而是財政。

梁振英10月24日發文之後，許多人把焦點放了在土地的供求問題上。明顯由於他指出「我們要科學和專業地拿揑好未來的需求量⋯⋯建城造地是科學和專業的，不能拍腦袋」，李家超亦隔空回應，強調《香港2030+》從宏觀和長遠角度去審視未來需求，是經過數據分析、供求研究、發展需要的公開文件，「如果細心閱讀，大家都知道是花了很詳細的研究、分析和作出客觀判斷，而社會普遍亦接受當中的分析和論據」。

相信梁振英不會沒有「細心閱讀」。雖然他卸任已經七年，但以其對政府運作之熟悉，對公共議題之關心，這七年來既在社交平台上積極評論時事，不可能對政府政策有所忽略。

說到底，問題的關鍵在於成本。事實上，梁振英早在第一個帖文已提過：「新界東北可能是香港最後一個政府有錢賺的開發區，以後地圖上劃的這個新區那個新區，每一個都入不敷支，都要政府補貼，通往新區的昂貴公路和鐵路線更不用說了，這將造成政府財政的重大和結構性改變。」現在他用更短的篇幅將重點再次強調：「因為都要錢，尤其要考慮政府的財政能力⋯⋯終有一天，我們還是要面對財政收支問題。」

不過，難道特首、司局長都沒有考慮過成本問題嗎？去年在立法會，李家超就曾經跟議員詳細交流了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人工島的融資問題。會上陳振英指出，社會關注兩個項目如果一同起動，政府很難應對財政需要；他認同交椅洲人工島較大部分的資金應該通過市場募集，包括公、私營合作和發債，而北部都會區可能需要發行土地債券、基建設施證券化。土地開發當然要錢，尤其要考慮政府的財政能力，但若說現屆官員沒有慮及，哪麼「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員會」又該如何解釋？抑或將矛頭直指作為委員會正、副主席的財政司司長和副司長，亦即是梁振英任內的發展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知道。

他提到低密度規劃、低地積比的土地賣得價錢就較低，借用他的「糖水論」，我們豈不是可以反問地積比是否愈高愈好？賣地是否價錢愈高愈好？「如果土地和房屋供應、以及供應前的開發是越多越好，而且不計成本，是不是應該在地圖上再劃多幾個填海區？如果不是，多幾個和少幾個的根據在那裏？」這兩句大概可以改成「如果地積比愈高愈好，賣地價錢愈高愈好，是不是應該在土地上建幾百層高大廈？如果不是，多幾層和少幾層的根據在那裏？」如果這樣問，是不是指城規會不可靠？是不是發展局局長有問題？抑或是規劃署、地政總署的錯失呢？也不知道。

梁振英說「在土地問題上，大家都有共同理想 - 人均面積大一些，發展密度低一些，市民負擔輕一些，資助房屋多一些，但所有這些理想都要現實，因為都要錢，尤其要考慮政府的財政能力。」百份百正確。但同一個邏輯，為什麼不問「在財政問題上，大家都有共同理想 - 賣地價錢好一些，政府收入多一些，可用公帑多一些，但所有這些理想都要現實，因為都要付代價，尤其要考慮樓價和城市環境。」如果只是賣得貴，錢從何來？難道地產商不會轉嫁給市民？如果是高密度而賣得貴，香港人的生活難道不受影響？社會成本就不是成本？

所以我們才說，香港面對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造地多少、樓價高低，「更是香港經濟和財政結構的改革」。惟過去廿年，香港沒有一屆政府有心改革。唐英年最自豪可能只得取消遺產稅及大減紅酒稅，實際上只是向資本階級傾斜，沒有令社會公平受惠。曾俊華在任接近十年，政府收入結構卻沒有任何改革，地價收入卻反覆上升。依賴賣地不但成為財政司司長的習慣，現在梁振英也公開關注賣地對庫房收入的影響，而沒有人反問政府何以沒有及早改革公共財政及經濟模式，所謂「拓闊稅基」一直只聞樓梯響。

這場所謂的土地大辯論如果可以成為改革的起點，恐怕就是其唯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