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凱．傑語｜三中全會決定對香港的啓示

來稿作者：郭凱傑

本月中共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決定》。此《決定》洋洋兩萬餘字提出共300多項改革措施，涵蓋國家未來數年經濟、民生、社會制度等方面，更明確突出2029年作爲改革階段完成的目標。香港近年來陷入發展瓶頸眾所皆知，各界都在積極尋覓方向，何嘗又不是需要自我革新以保持國際競爭力？

國際評論普遍將此次決定歸納爲漸進式、而非突破性改革。從措辭而言，本次決定並無太大新猷，但卻大篇幅闡述了如「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等對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的方向。新質生產力本身是重大的理論創新，用意在於以創新的生產力理論指導新一輪的科技及產業變革。對於香港而言，更有以下幾個意義：

一是國家對產業鏈的佈局以及香港的角色。要注意的是，儘管《決定》明確提出重點扶持的產業（如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生物醫藥等），但新質生產力的含義絕不只涵蓋新產業，而是包括「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換而言之，除了扶持新產業創新以外，國家也積極推動企業運行模式的創新、提升供應鏈韌性等的變革。《決定》明確提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正是在地緣政治的背景下持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改革方針。

作爲國際城市，香港理應更好的發揮中西橋梁的作用，更應從產業規劃、人才培養等領域緊密配合國家所需。香港科研實力蜚聲國際，在生物醫藥、航天技術等都屢有突破；但香港本身自然不可能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應如何配合大灣區乃至全國的發展，形成具韌性的產業技術，支持國家發展？香港產業空心化的老大難問題早已不是秘密，要從零做起非常困難；如能從進一步融合發展中找到自己定位，方可事半功倍。

二是對外資乃至香港作爲外資窗口的啓示。《決定》提到將深入破除市場准入壁壘、建立數據跨境流動機制等，堅持在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下保持對外開放——這其實是香港的利好因素。中國外商投資的來源地中，香港占比超過70%；但無可否認，香港在某些領域（如物流等）作爲中轉的角色的確有所減弱。要維持此地位及優勢，香港必須積極變革，把握國家進一步開放的機遇：其中就包括了離岸數據中心的發展以及便利人才兩地流動的政策。

另一個香港應予以借鏡的是有關「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以及「全國統一市場」的論述：當國家正抑制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質化競爭、產能過剩等問題的時候，香港何嘗不應審視自身經濟結構，為經濟及產能創新提供土壤？以的士爲例，如果當局在檢討過後依然執迷於固化利益，不願開放市場予網約車競爭，讓市場效率得以提升，豈非與國家極力打擊保護主義、提倡產業模式和企業組織形態變革的方向背道而馳？

三是新質生產力的資本來源，乃至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能起到的作用。《決定》提到需鼓勵和規範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其實，筆者三月時發佈的政策倡議報告已提到本港在初創融資方面涉獵較少，且政府投資基金在支持初創上並未能對症下藥，發揮耐心資本作用。從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成立至今的3個戰略夥伴中可見（思謀、百圖生科、北京銀河通用），前兩者已經是獨角獸，後者去年也已獲得超過7億人民幣天使輪融資，可見公司運行已上軌道；由此可見港府直接投資的限制，總是未能惠及真正早期的創新公司。港府應積極考慮以母基金形式吸引外來風險資本，透過他們之手發揮耐心資本的作用，方能真正推動香港初創發展。

敢於改革，向來是國家歷史上鮮明的特色。無論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起的改革開放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起的脫貧攻堅戰，改革都是打破瓶頸、推動社會發展更上一層樓的動力。在香港尋找未來方向之時，更應從國家的發展軌跡中好好學習，敢於求變、敢於打破固有利益、敢於創新、敢於投資未來，則筆者相信香港定能迎難而上、再創高峰！

作者郭凱傑是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亦是政府諮詢委員、大專講師及顧問、專欄作家。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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