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士鬧劇

撰文:評論編輯室
出版:更新:

2003年500輛新界的士罷駛,抗議政府下調的士車費。

2008年「短加長減」收費模式引發「的士風暴」,堵塞及癱瘓機場交通。

2017年500輛的士在中區罷駛、包圍政府總部及立法會,抗議專營的士計劃。

現在,業界原本打算又一次罷工,發動500輛的士在大埔林村停泊三小時,抗議政府打擊網約車不力,隨後卻聲稱因為政府承諾加強執法而取消行動。

不少市民眼中,這又有如一場的士鬧劇。但究其實,鬧劇卻是政府一手造成。

政府控制車資、車行控制車租、司機收入微薄的結構問題早已存在多時,在2014年網約平台Uber登陸香港後,問題惡化而且變得複雜。政府一方面不開放點對點交通市場,另一方面阻止不了市民轉投網約車,拖延至今轉眼九年。

「非法載客屬於違法」只是同義反覆

毫無疑問,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52條的規定,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屬違法行為。但法例由政府擬定,也等於非法抑或合法是由政府說了算。重覆百遍「非法載客屬於違法」只是同義反覆,為何一成不變而不能夠與時並進才是問題所在。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的士滿足不了部分人的需要,這是不爭事實。就連消費者委員會也在2017年曾經發表報告,指出點對點交通的市場缺乏競爭動力,影響服務質素,並建議政府開放市場,讓網約車營運者申請牌照或許可證,為市場注入可控的動力。

消委會甚至具體建議循序漸進,首先發出1,500個私家服務出租汽車許可證,下個階段才開放至其他網約車平台、車輛及司機,透過營運牌照作出規管,並制定車輛和市場新進入者限額,區分的士及網約車服務市場。

消委會、競委會倡開放市場、促進競爭

到了2019年,競爭事務委員會亦向政府當局提交意見,指出現時的士發牌制度部分已經不合時宜,改革應著眼於提供更多機會,讓各類出租車服務能合法競爭,同時亦要採取措施保障司機、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健康及安全,明言「讓市民能受惠於的士服務的競爭和創新,變革始終是必要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王于漸在2015年指出,「無論願意付出較高車資換取較佳服務的乘客,抑或寧取政府規定較低車資的乘客,都會各得其所;的士司機從此可選擇改善服務質素,從而賺取較高回報。這個選擇目前卻不存在。」他認為溫和的方案是容許的士參與網約平台、車資自由定價,更好的做法是容許私家車也取酬載客,善用經濟資源造福社會同時增加就業機會。

經濟學者異口同聲要有利消費者

同年,科大教授雷鼎鳴在專欄指出,市場要有足夠競爭,的士車資才可減少,裨益廣大乘客,相反的士數量受到限制,最終給消費者造成損失。他同時透露,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因為忙於處理房屋、鉛水、機場、第三跑道、高鐵、港鐵等,而無暇處理的士和網約車的問題,以至考慮是否修改法例。

中大經濟學者、當時為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莊太量2017年接受《香港01》訪問時亦指出,發牌規管網約車對消費者絕對是好事,並認為政府可回購部分的士牌照,保障司機生計同時確保市場不會被特定少數企業或投資者壟斷。

及至2021年,港大經管學院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建議政府將部分特別牌照售予叫車公司,藉此提供取酬載客服務的即屬合法。為減少的士業界的阻力,政府可將此等牌照的收入或稅收轉移給現有牌照持有人。

論到個別的士服務欠佳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只重申會打擊的士濫收車費和拒載等不法行為,並透過引入的士車隊制度等令的士服務更健康發展。(林靄怡攝/資料圖片)

由引入專營的士退讓到車隊制了事

不知道雷鼎鳴有關局長無暇的說法是真是假,但我們的確看不到消委會、競委會或經濟學者的建議有得到跟進。由張炳良、陳帆到現任局長林世雄,皆沒有開放點對點交通服務市場。

張炳良曾提出優質的士計劃,至陳帆改名為專營的士,雖然針對了的士牌照永久性質、強制規定服務條款等問題,但為數僅600輛的專營的士難以為市場帶來競爭,亦遠低於消委會所倡議的1500輛出租車。面對的士業界群起而反對,陳帆最終甚至撤回《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表示「現時並非引進專營的士的合適時機」。

現屆運輸及物流局的方案更加保守,連600個新的士牌照也不增發,只是引入的士車隊制度,讓現有的士車主可集合的士組成車隊,在受監管的平台下提供優質的士服務,並把的士的最高乘客座位數目由五個增加至六個。對於的士拒絕過海、濫收車資等,以至網約車未合法化的問題,當局僅一律以罰則加強阻嚇。

歸根結柢,的士業界所謂的少數害群之馬,以社會大眾的經驗來說並非偶然,司機往往因為車租不菲,才設法多走幾轉來賺錢。與此同時,的士牌照相當集中,除了6758個持有人擁有一個牌照之外,另外不到2500人擁有了其餘11405個牌照,單是三大的士車行(泰和、鴻溢、忠誠)已持有了超過1000個的士牌照。加上的士牌照在高峰時曾經炒賣至700萬元,投資者為了回本,自然難以下調車租。

乘客、司機、車主最終三輸

我們早在2017年2018年已曾兩度發表社論,指出的士司機只是弱勢群體,持有的士牌照的車主或車行才是最大利益者群體,一個牌照幾百萬元的市價令他們非常抗拒改革。當時Uber只是進入了香港三、四年,如今又再過了六年,技術進步只是來得更新、更快。即使業界反對開放市場、政府順勢不作為,但消費者「用腳投票」始終對的士生意構成衝擊。

的士平均每日載客由2018年的88.9萬人次,到今年8月跌至75.7萬,可以推想生意額少了一成半。同一時期,登記的士牌照雖然維持在18163個不變,但領牌總數卻已減少至17809個,估計有334輛的士寧願不再續牌。行業一旦陷入惡性循環,長此下去,的士司機愈來愈難「搵食」,牌照市價亦可能隨之貶值,乘客、司機、車主和車行「大家都輸」。

是時候改變了。回購的士牌照、限制牌照尋租、容許的士價格差異、開放市場競爭、區分服務市場……方案不乏,只看局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