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倡議｜增加醫護供應　兼顧平衡公私

面對本港醫療人手短缺，行政長官李家超發早前在《施政報告》提出不少措施，以減少社會醫療服務需求，包括推廣基層醫療、開展「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深化中醫藥在香港角色等。對於增加供應，雖有立法強制醫護服務公立醫院一定年期，但未見其他積極政策，而且此構思亦引來了業界一些爭議。

當局早前委託香港大學進行《醫療人力規劃和推算：十三個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人員之人力資源差距推算結果和觀察》研究，去年發表報告預測本港到2030年將短缺1,610名醫生，到2040年更會進一步擴大至1,949名醫生，當中屬於公營界別的醫院管理局醫生短缺在2030年與2040年分別會達到800人與960人。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推算還是建立在2017年的基準上，而事實上醫院管理局2016/17年度全職醫生流失人數僅有286人，到2019/20年度已增至329人，推算2021/22年度離職者更加高達436人，故此前述估算很有可能低估未來公營界別醫生短缺數量。

增加人手供應後勁乏力

想要徹底解決醫護人手短缺，最為根本的做法自然得繼續增加供應。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2018年《施政報告》宣佈將政府資助的醫科學士學位增加60個，而近年醫科收生亦的確已經從2018/19年度的531人增加至2021/22年度的582人。可惜對照《醫療人力規劃和推算》預測的醫生短缺數量，每年增加60人想填補2040年的1,949名醫生短缺要花上約32年，換句話說到2050年我們的培訓本地醫生才能滿足2040年全港醫生需求。由此可見，本地院校醫學士的資助學額，應該建立一套根據未來人口與醫療人手推算結果定期調整的機制，而不能止步於一、兩次偶發的增減。

此外，隨着去年10月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醫生供應得以新增非本地培訓港人循特別註冊回流一途，不過截至今年7月申請特別註冊者只有約40人、有望成事者更只有5人。其中一個原因是特別註冊認可醫學資格名單至今僅得50項，華人地區院校限於中國復旦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兩門課程，因而大幅限制了申請者來源。儘管評審標準中的確有「授課語言」一項，然而正如醫學界議員林哲玄所言，本港醫科實際上是教材多用外語，學生跟教授、病人溝通則多用中文，所以認可資格根本毋須強求全用英語授課，並且應該適度放寬相關標準，以引進更多華人地區院校的課程。

兼顧公私分配更為重要

另一方面，處理醫療人手問題絕對不能只看整體數量，也要兼積他們在公、私營界別的分配比例。就以牙醫為例，《醫療人力規劃和推算》明明推算出本港「牙醫短缺情況在中短期將持續，之後將逐漸達至供求平衡」，到2040年甚至不用再面對牙醫短缺，但真正的問題卻是牙醫多在私營醫療體系工作，所以才會出現市民輪候公營牙醫服務得數以年計的情況。這一現象告訴我們，當局除了調控整個市場的供應與需求外，還得處理公、私營體系的實際分配比例，否則就算供應如何增加、需求如何減低，都不代表那些民眾最終能夠真正得到可負擔的服務。

現時香港公營體系內的醫護專業人員紛紛出走私營市場，背後理由不外乎就兩項：一是前者工作環境惡劣，二是後者收入遠勝前者。首個問題醫管局近年已經在加緊處理，嘗試向員工提供置業低息貸款、增加晉升階梯等；倒是對於次一問題，社會好像從來見不到治港者有何應對方案。香港誠然暫時毋須走到公院薪酬看齊私醫或者作出價格管制一類激進措施，但當局也不能完全無視醫療服務市場價格差異。舉例來說，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應該可以像對同屬專業界別的工程師行業那樣，調查私營醫療界別有否出現合謀定價行為。如果有保障病人私隱的相關法例對此構成障礙，港府亦得考慮修例克服才對。

最後，政府長遠必須真真正正制訂一個全港醫生與人口比例的目標，來協助判斷各項影響醫療人手政策措施的走向。香港註冊醫生數目對千名人口的比例過去十年僅從1.8人微升至2.0人，這個數字遠低於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等毗鄰地區，而且名冊往往未能夠即時反映醫生移民、逝世等情況，因此實際情況隨時更為嚴重。香港起碼應該明顯以追上內地現時的2.9人或新加坡的2.7人為目標，實際操作時甚至應該考慮將公、私營界別分開統計，確保整個醫療服務市場發展規模真正滿足全港市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