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軌跡差異對香港的啟示｜于品海
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比較，總離不開經濟的比較，但究竟如何比較以及比較經濟的哪個部份，卻存在極大爭議。經濟比較究竟是指什麼，是指經濟規模、人均財富、科技發明？還是更為抽象的經濟效率、產業結構、人才競爭力、幸福指數等？幾百年來，經濟學涉獵了無數這樣的議題，但沒有任何一個指標可以獨領風騷。就以盧森堡為例，它的人均GDP世界最高，但沒有太多人重視，而中國人均GDP排名在50之後，卻是世界經濟的焦點。同樣地，美國的醫療水平必然是世界之最，但為什麼它在這一次疫情中死亡人數最高，超過70萬，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確診人數與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新加坡差不多，死亡人數不到五千？這究竟是醫療水平、經濟水平，還是治理水平的問題，估計很多人心中有數。
美國給香港的教訓．三之三
疫情的影響暴露了不同經濟的本質。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是受災最嚴重的，世界都憂慮它將成為世界經濟的負擔，甚至憂慮中國經濟會全面崩塌。過了不久，大家對中國的注意力急速下降，因為疫情已經成為所有國家難以逃避的災難，它快速傳播，對生命和醫療體系造成的負擔史無前例。當中國強力管控疫情的擴散，西方世界卻對此採取等閒視之的態度，結果是歐洲和美國都深陷嚴重危機，疫情不僅壓垮了它們的醫療體系，經濟活動亦大幅下降，失業人口大幅上升。如果不是政府強力推出財政寬鬆政策，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將陷入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
疫下中美經濟虛實互見
究竟疫情是如何突顯了經濟的脆弱面，又是如何暴露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認識不足以說明經濟實況，這些疑問一定會成為經濟學家日後專注探究的領域。香港的情況更為嚴重，疫情是在反修例騷亂之後接連發生，如何從這兩件無法預計的人為和大自然衝擊的反思中重新認識香港的經濟軌跡，必然是政府和社會精英們需要重視的。
美國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佔經濟活動超過81%，製造業不足11%，疫情造成的打擊顯而易見。中國的服務業佔比大約在55%，而中國的製造業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兩倍以上，在中國GDP佔比大約在27%，較之2006年峰值的32.45%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維持較高水平的國家。相比之下，香港的情況比美國更極端，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佔比超過93%，而且大多是低級的服務業，生產效率很低，同樣因為疫情而受到重大打擊。
中國是現代經濟體中少有堅持製造業經濟佔比在較高水平的國家，而且持續投資提升製造業的技術含量，鞏固製造業作為中國經濟整體效率發展的主動力來源。劉鶴副總理最近提出中國要注意經濟發展的「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就是指一個經濟體會因為「停滯型經濟環節」（Stagnant Sector）的擴大，如傳統服務業，擠佔了「進步型經濟環節」（Progressive Sector）的比重，如製造業佔比大幅下降，讓整體生產效率變差，最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香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在疫情逐步緩解之後，世界各地經濟復蘇的對比說明了中美經濟所代表的兩條軌跡，或許也可以提示香港如何理解經濟的後續發展以及改革路徑。
中美兩種形態的經濟結構當然不可能完整說明經濟的所有發展軌跡，但它卻清晰指出，不同的經濟與產業結構對整體經濟所產生的效益可以是千差萬別的。從經濟效益的視角比較，很容易說明售貨員、大學教授與銀行家這三種人的差別，但售貨員和製造業工人的比較就困難得多，要比較科學家和科技創業者就更不容易。一個售貨員可以比勞動密集的傳統工人產生更高經濟效益，但相對於先進智能化製造業工人的產值就相差一截。一個科學家推進了偉大的發明，收穫了不俗的回報，但將發明轉化為產業的創業者可能創造了更大的財富，不過亦可能是自己財富的終結者。
香港經濟表現看似不俗，長年都有增長，人均GDP也是屬於世界前列，但為什麼依然深陷嚴重的民生困局，居住環境奇差，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嚴重滯後於總體經濟表現和人均GDP？用鮑莫爾理論去評價，香港根本不存在進步型經濟環節，整體經濟效率低下，加上財富分配和公共服務制度落後，就算是國際金融中心，卻無法避免社會階級分化，甚至形成兩個平行的社會結構，這是典型的停滯型經濟模式當道的結果。鮑莫爾的理論早在六十年代末期提出，卻並沒有對港英政府起到警示作用，回歸後的管治團隊同樣意識不到香港發展軌跡深陷的危機，讓香港經濟持續朝着停滯的方向發展。
新加坡作為香港長時期的競爭者，因為其「國父」李光耀早就意識到來自於經濟結構的挑戰，一直堅持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多次根據世界高端製造業的發展趨勢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成為著名的先進製造業中心，至今高端製造業依然佔新加坡經濟超過20%。至於曾經讓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製造業，如今卻萎縮到大約1%，新加坡的科研投入是香港的十倍以上。香港這種經濟效率又如何可能與新加坡比較？更重要的是，低下的生產效率難以支撐更有效的財富分配和公共服務的品質。
改革結構缺陷才能治本
解決社會問題通常存在三個層次：解決問題本身，解決引致問題發生的直接原因，解決引致問題發生的深層次原因。解決反修例暴力騷亂的起點必然是確保警方具備足夠能力制止騷亂，拘捕相關責任人，依法懲治。由於修例的原因被曲解，投機勢力借機推動騷亂，政府必須為這種事情提供適配的治理及預防手段，既要對主要破壞力量從制度層面實行約束，更要對輔助力量起到警示作用，因為很多時候輔助力量是讓事情惡化的關鍵，《港區國安法》代表了針對這個層次問題的重要解決手段，避免同類事情再次重現。但它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大家都知道，病毒到處都在，人的身體如果強壯就可以應對，這就是大自然進化論的底層規律，社會的情況亦然。如果社會不是存在極大的不公義，社會普遍存在對政府的不滿，反修例騷亂就無法找到土壤、有機可乘，讓衝突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就是社會關係與制度基礎是否具動能和生命力，能否起到對社會「病毒」產生防禦之能力所在。2019年反修例騷亂所暴露的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挑戰都可以通過既有機制解決，但對於最深層次的挑戰卻並不容易，這裏就包含了改革香港長年依賴而且存在極大結構性缺陷的經濟軌跡，要通過深刻的認識才能走出對這種軌跡的依賴。
或許有人會錯誤認定服務業就是罪魁禍首，香港因而需要再工業化，但這並不是唯一的改革路徑，甚至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路徑。劉鶴副總理在講話中提到，解決鮑莫爾病的焦點，至少對中國來說，是如何有效提升服務業的生產率。中國的製造業比重已經很高，而且在發展高端製造業方面既有成就，更是在積極發展的路途上，提升製造業的生產率是得到保證的。服務業在中國的發展相對落後，技術和專業含量依然屬於中低水平，如何讓服務業同樣走向高端化、科技化，是提升生產率的主要手段，這是中國今天提出注意鮑莫爾病的主要原因。
問題不是簡單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效率差別，而是有關製造業和服務業都面對的，向高端發展、科技發展、要效益和效率的方向發展，讓從事服務業的人同樣可以享受到更高的效率回報。在中國內地探討效率是從整個社會的視角，而不是某個行業和企業的視角。因為內地的分配制度優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已經很上軌道，只要繼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必然讓整個社會都受惠。但在香港，就算是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務和財富分配機制卻存在極大問題，效率的提升只會激化貧富差距，製造更多的社會衝突。
必須重塑香港經濟軌跡
美國近年為什麼要大量印鈔，而且因應疫情大幅度增加直接向人民派錢，特別是失業者？那是因為它的產業與社會保障機制完全失靈，疫情暴露了制度的不完善，連製造呼吸機的能力都欠奉，必須通過特殊手段解決身處的困難，不然，經濟會快速崩坍，甚至讓社會衝突急速惡化。美國經濟的製造業環節已經極度萎縮，因此疫情對它的打擊特別嚴重，所有製造業相對強勢的經濟體都沒有如此受傷害。美國復蘇的勢頭同樣會被這種結構制約，如果不是美國經濟曾經因為製造業強盛而非常發達，積累了大量的經濟動能，它根本無法應對這種特殊情況。但是，這一次美國會否將數十年來積累的經濟實力，透過印鈔、低息、財政赤字、美元的強勢變得過度透支，或者它的經濟能否支撐巨大的動能，讓這一次的透支促成更全面的改革？至少到今天，美國的政治家們還沒有讓人看見這樣的走向。相反，來自右翼民粹主義的挑釁看似將逼迫美國政府走向更危險的財政境地，對經濟可能造成更沉重的打擊。
香港的情況並不比美國好。除了是經濟結構的類似原因，香港在科技和生產率的提升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可以說連基本的認識都欠奉，我們還可以看到美國的企業環節對科技和生產率提升的努力，但在香港，企業不存在這種想像和認識，更遑論政府官員能否指出方向和提供領導力。香港的經濟基礎遠不及美國，曾經積累的實力更無法與其相比較，因此我們身處的困難遠大於美國。
香港急需強勢的改革，而改革的焦點首先是建立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認識，對症下藥。就好像土地問題，《香港01》多次提出，用簡單膚淺的方法獲取土地，遠不如重新奪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增加土地供應解決了住房的第一層次問題，連為什麼會出現土地供應困難的第二層次問題都沒有觸及，更不可能解決香港發展的困局。土地和住房供應更是針對整個經濟的第一層次改革，必須從香港經濟軌跡的更深層次進行再認識，直接朝向提升香港經濟生產效率的高度來解決香港的鮑莫爾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明白科技及創意產業對香港市民生活提升的意義，才能意識到土地只是解決整個問題的起點，雖然非常重要和關鍵，卻並非全面和徹底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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