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報告】既患貧更患不均　政府須着手首次分配

政府上周五（13日）發表《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人口創新高達140.6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回應報告時，均強調扶貧政策有效，助數以十萬計市民脫貧。然而，扶貧若只局限在這層面，是遠不足夠的。

政府以住戶月入中位數的一半為貧窮線，並每年發表貧窮報告，公布貧窮人口數字。在貧窮人口的數字中，政府再區分政策介入前及政策介入後。部分市民在政策介入後，即如領取綜援、在職家庭津貼等現金資助後，收入高於貧窮線，貧窮人口數字便會減少。這次貧窮報告發表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便指出，恆常現金政策「成功令38萬人脫貧」。

扶貧，但未脫貧

其實，這充其量只是一時之「扶貧」，遠稱不上真正「脫貧」，因為市民在支取津貼後月入才高於貧窮線，與在政策介入前已高於貧窮線，為截然不同之況。兩者在統計數字上或許差之毫釐，但實際生活中若要靠福利津貼度日，個人尊嚴也會因而受損。熟悉人權的法律學者佳日思便曾在一篇名為《貧窮、 人權和尊嚴》的文章中指出，「人權的基本目標是讓人有尊嚴地過活，貧窮卻把尊嚴剝奪。窮人每天為生活掙扎求存，受盡屈辱」。商人及報章創辦人施永青亦曾如此說：「人若果不能在首次分配時分得自己有份創造的財富，反要依賴政客在第二次分配時作補償，何來尊嚴？」

相比於現金福利等二次分配措施，政府及扶貧委員會對於首次分配似乎不甚重視。首次分配之重要，只要對比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便不難明白。當論及經濟是否景氣時，不少人以經濟增長為指標。2018年香港經濟增長百分之三，高於過去十年平均增長，但若然增長成果由集中在企業和小撮富人手中，用以再投資或利潤分享，廣大「打工仔」便難以受惠。

而現實中，正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以「R>G」總結其研究，指出投資回報大於經濟增長。舉例而言，對比香港、倫敦、紐約等城市之樓價便可見，擁有物業者的資產增值較就業市場的工資增幅大得多，造成有產者更富有、無產者無法受惠之結果。又例如金融市場的投資時達幾厘甚至一成之增長，但銀行存款的利息卻接近零，扣除通漲後，小儲蓄戶的經濟能力更是「倒蝕」。

在職，但仍貧窮

另一個論及經濟景氣與否的指標是失業率。本港去年失業率處於2.8%低水平，某程度或許反映經濟環境不俗。但如前述，薪資之制訂未必合理，「在職貧窮」一詞更一針見血地提醒我們，若然薪酬微薄甚至入不敷支，即使就業也可以是貧窮戶。就薪資制訂的問題，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便曾分析指出，經濟學教科書所謂的市場供需，在現實中只為薪資訂出範圍，而不能確保利潤分配公平。這種首次分配持續不公，後果便是香港之現況：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只怕有增無減。

政府制訂的貧窮線以收入為參數固為正確，《貧窮報告》亦明白工資增幅之重要，例如提及「基層勞工的收入持續改善，升幅遠高於通脹，有可觀的實質增長，亦明顯優於整體工資的升幅」。然而，貧窮人口再創新高，20.4%的貧窮率更達九年高位，便證明了工資增幅仍然不足以令基層脫貧，首次分配失衡情況亟待改善。

最低工資，但仍非合理收入

政府經常談及福利政策的扶貧作用，諸如長者生活津貼、寬減薪俸稅和差餉等。對於首次分配，《報告》着墨甚少。其中一句談及增加基層收入的，為「在2011年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對此亦有幫助」。

在理論上，最低工資誠然能保障「打工仔」享一定收入，不至於被過份剝削。但政府以此論扶貧成效，則似乎忽略了目前最低工資政策之不足。首先，最低工資以時薪作為單位，基層勞工隨時因為工時不足而仍然入不敷支。不少僱主以彈性工時對待勞工——尤其是外判工和「炒散」，甚至連「飯鐘錢」也不包括在內，足見其流弊。

更重要的是，面對資方的阻力，本港之最低工資目前只訂於每小時37.5元。以五天工作周、每天工作九小時計算，月薪不足7,500元，僅為2019年第三季月入中位數18,900元的四成。正如英諺所云，「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由歐美等36國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低收入」為中位數三份二，德國、英國及法國的最低工資分別為其中位數的46%、54%及62%，即便日本予人「打工仔」很辛酸的印象，最低工資亦為中位數之42%，尚且高於香港。民間團體早前倡議每小時54.7元的「生活工資」，看似叫價頗高，實際上月薪也只是1.1萬元，絕不過份。

要促進首次分配，除了最低工資之外，社會念茲在茲的還有集體談判。若然工會具有集體談判之權利，便更能向資方爭取合理的利益分配，共享經濟成果。而不少實證研究亦發現，近四十年財富差距日益擴大，與此同時各地工會的參與人數在減少，顯示財富分配與工會很可能有關係。甚至更進取者，瑞士在2013年已曾舉行公投，要求限制企業管理層的薪金不得高於公司最低工資員工的12倍，並獲近三成半人支持。如此強制地收窄財富收入差距的做法，並非全然天馬行空，不可落實。身兼英國就業和技能委員會（UKCES）主席的Charlie Mayfield，任職英國連鎖百貨公司John Lewis主席，此公司以全體員工組成基金會並擁有公司，及規定高層薪金不得高於非管理層平均薪金的75倍。以2016年為例，其年薪為105萬英鎊，相當於非管理層員工平均數的73倍。

香港的貧窮人口創新高，身兼扶貧委員會成員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周一（12月16日）比劃手勢地解釋，若以市民收入劃成分佈圖，可能因為分佈不均，多人落在貧窮線之下。此話正好道出真相——若然香港人收入分配趨向集中，便會集中在分佈圖中位數附近，即便並非所有人均在貧窮線之上，但至少也不會許多人收入不及中位數一般。為甚麼多達140萬人的家庭收入不足13,500元？說穿了，便是首次分配做不好，令香港既患貧更患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