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不應將大學政治化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及學校高層早前與學生和職員就反修例示威問題召開對話會，期間有學生投訴被警方不文明對待，更嚴重者更指遭到性侵。與學生對談過後，他上周五（18日）發公開信，表示關心被捕學生遭不公平對待，並去信特首希望跟進。發信之後，段卻連番遭到本地建制派與內地官媒筆伐，指他「無腰骨」跟着學生隨波逐流。香港深陷政治爭議之時，連大學也成為「戰場」，令人感可惜。大學應是推動學術發展智識的政治中立地，大學政治化或靠邊站表態，有可能扼殺其他聲音，對其研究發展將會有壞影響。社會各界將大學過度政治化，對大學以至於學生學習並非好事。

段崇智的公開信強調為涉嫌在被拘留期間受警方用不當方式對待的學生提供支援，但並未同時說明他在與學生溝通時，是否也詳細了解他們被拘捕的原因，及提醒他們可能涉及的違法行為之後果。正如他亦指出，「我們必須教導同學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校方除了保護學生外，也的確有教導之責任。我們固然不希望大學被政治化，但政治與法律不應混為一談。無論是對學生或是警方，學校應該正視法律問題和責任，不應輕輕帶過。當然，在當下情況，要區分法律與政治問題殊不容易，但包括大學管理層在內，各方依應致力為之，避免大學淪為政治爭議的「被害者」。八大教資會資助大學校董會主席周日（20日）聯署聲明便指出，「每位員工和學生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有大學持份者在任何時候都須守法。」

外界對中大公開信之疑慮

其實，校長關心被捕學生的狀況，為他們可能遭不文明對待發聲，也是出於愛護之情，不盡然是政治表態。公開信雖然可能令外界有疑慮，但建制派過度反應，本身就是將問題過度政治化。平情而論，段崇智並非貿然發出公開信，而是在與學生作「真情閉門對話」後，再花了一段時間了解他們的不同情況。他在信中透露，校方逐一聯絡了被捕的逾30名學生，並聯繫義務校友律師協助他們作書面陳述，以向相關機構作正式申訴。這個處理方式已算盡力不失中立及去政治化。

段崇智在信中多番呼籲政府調查，指「真相才可以為所有人帶來最公平的結果」。對於警方，他謹慎指出，若警務人員「涉嫌不當或使用暴力或違反人權，經查證後須予以譴責」。建制派人士對其口誅筆伐，是反應過度。例如，前特首梁振英指段崇智無視學生的犯罪，其實不公道——段崇智10月3日與中大學生在峰火台對話時，就多番指學生不應犯法，譴責「一切暴力」。

校長不應受壓

政治化是一體兩面的。建制派人士一直指不要將政治帶進校園，但他們對大學每事必究，可能將本來不涉政治的問題政治化，變相是適得其反。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知道，守護大學中立是各方有責。學生對校方施壓迫其表態，最終也可能令學校被政治問題困擾，無法真正做好研究與教學的本份。

學生即使希望參加社會運動，但他們不應強迫學校表態配合。其實並不只中大，自運動以來，各間大學都有學生或是支持學生運動的校友都一直要求校方關注學生被捕，又或是與校長進行對話會等。有一些要求希望學校關心被捕學生被警方不文明對待，屬情理之內，可以理解。但另外一些學生訴求卻涉及政治表態，校方如果答應，無疑會捲入政治漩渦，非常不理想。例如各大學學生面見校長經常要求「五大訴求」或是「六大訴求」，彷彿要校方公開支持他們。

有學生喜歡以五四事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例子為明鑑，希望校長能多關心學生。例如10月3日段崇智會見學生時，有學生疑因不滿其態度，便在中大校長室外噴上「蔡元培在恥笑」的字。我們亦不妨了解一下蔡元培與五四運動的故事。

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一方面致力營救被捕學生，但他亦全力勸止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除了5月4日當天他在北大門口苦勸學生不要上街遊行之外，他更多番勸學生指學業才是學生本份。他在五四運動後辭任校長，至9月回北大致詞時便說「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接替蔡元培代理校務的蔣夢麟後來指出，蔡雖然認為學生參與運動無可厚非，但學生很可能因為勝利而陶醉，一嘗權力之後欲望恐難以滿足，今後紀律將難以維持，結果留下一句「殺君馬者道旁兒也」便辭任校長。蔡元培不希望學生上街，認為學生的第一要務為學習，未必全然合乎今日社會的標準。但他的例子正好說明「關懷不等於認同」的道理。社會各界更應該明白，施壓校內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與希望校內關懷他們不盡相同。

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作出任何政治表態都非常危險。八大校董會主席聯署聲明當中亦有提及「大學絕不是㝷求政治議題解決方案的戰場，不應捲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漩渦」，正是點出此問題。無論基於何種政治立場，我們都應該小心謹慎，勿因政治糾紛而禍及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