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農地起公屋　社會不應反對

近日有傳政府對使用《收回土地條例》（下稱條例）態度軟化，加上民建聯高調「爭取」以之收購新界農地，解決房屋問題，令動用「尚方寶劍」的說法甚囂塵上。但社會亦不乏聲音認為以此收購農地、興建公屋的弊端不少，部分言論的本質有如歧視及污名化公屋租戶，嘗試將他們對立於不同社會群體，難言有理。

一、公屋只屬少數人利益，不符「公共用途」？

有論者認為，收農地建公屋或不符「條例」又要求的「公共用途」。「條例」規定，「每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可根據本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而香港的公共房屋只供入息、資產較低的階層申請，故有一定排他性，並非所有市民均能租住，被視為不是真正「公共」。

但「條例」所指收回作公共用途，定義並非如此狹窄。除了可為改善物業的衛生情況、阻止建築物嚴重干擾空氣流通或導致其他建築物不宜居住、及為香港駐軍任何有關用途之外，只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為公共用途的任何類別用途」，亦可作收地。1997至2017年間169宗政府動用「條例」的收地案例中，正有11宗為收地興建公屋及居屋，可見收地建公屋絕對能符合「公共用途」的法律意義。

而且目前房屋問題嚴峻，公屋輪候情況只有惡化而無改善，無數基層家庭須蝸居不適切的居住環境中，社會的共識是須覓地建公屋，故以「條例」收地建屋絕對符合公眾利益，與公屋是否只為少數人福利無關。相反，這說法甚有將公屋戶對立於其他市民之意味。

再者，按此邏輯，政府過去素常利用「條例」收地重建，惟重建項目往往為奢華豪宅，絕非普羅市民所能負擔，論者理應同樣反對政府動用「條例」協助重建，但卻不見論者有曾對此一視同仁。究其根本，興建房屋是重要的「公共用途」，只是眾多房屋種類之中，當前社會急切需要公共房屋，故不能以此論證公屋不符公共用途。即使退一步說，收回農地建屋也要照顧其他階層市民的住屋需要，政府也可建居屋助更多夾心階層安居。

二、收農地建公屋會減少私樓供應？

土地有限，有論者認為收地多起公屋，便會減少興建私樓，這不但將財富由不合公屋申請資格的私樓租戶轉至公屋租戶上，更會造成私樓業主財富增加，質疑這並非「公共用途」。但如前述，只要在收購農地上興建居屋，甚至如首置上車盤般的夾心房屋，即可平衡所謂的財富再分配，又可協助居民購買資助房屋，減低對私樓的需求。即使私樓未來供應有限，亦不見得樓價會因而暴升。

再者，收購農地發展公營房屋，並不代表會「少起」私樓，因為發展商本來就無意改劃農地，收地與否不會顯著影響未來私樓供應。當然，政府可以公私合營方法發展新界農地，令土地用作興建更多私樓，但社會向來認為公私合營有官商勾結之嫌，加上目前政治氣氛緊張，此舉相信會造成更大社會張力，政府實無必要為之。

三、不作租置公屋，便是浪費？

反對收地建公屋的人，甚至再次祭出租置公屋的所謂好處，試圖論證出租公屋的缺失，主張政府應重推租置計劃而非大力興建公屋。所謂租置計劃的好處，主要是經濟學者王于漸曾指出的數項：（一）與出租公屋相比，租置公屋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較高、失業率較低；（二）住戶離婚率較低；（三）與及租置計劃的住戶人數平均較高。論者藉此指出只租不賣的公屋制度，只會扭曲勞動市場、破壞家庭的穩定性及降低公屋資源的使用效率。

但以租置屋邨的特徵來論證公屋出租不買的壞處，問題不少。「01觀點」已解釋，租置屋邨對提高勞動參與率、家庭穩定性等的功效成疑，因為能夠負擔租置單位的家庭社經條件較佳，難言論證他們的就業、婚姻等較穩定，乃出於租置計劃的「幫助」。再者，租置計劃當初將一些入伙多年的公營屋邨出售，租置單位業主戶多為於屋邨居住多年後，社經條件已有改善的住戶，相反一般出租公屋住戶除了包括少量富戶，更有大量低收入住戶，特別是不少剛剛上樓的基層家庭，故以租置屋邨與公共屋邨對比本就不公平，後者的勞動參與率較差、失業率較高並不出奇。以此論證出租公屋扭曲勞動市場，更是毫無根據。

另外，論者對租置計劃的效率讚譽有嘉，因為租置單位的住戶人數較多，既不會衍生額外居住需求，更能善用房屋資源。但如此論點，無非與視租戶為貨物無疑，無視其居住需要。即使認同租置單位或提高住戶家庭穩定性，如夫婦會因置業資產不敢易於離婚，但如家庭關係已出現決裂，強行以置業捆綁其關係，只會造成更多家庭問題。而強調資源效率，亦會忽視適居問題。公屋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本已低於全港標準，以2016年數據為例，每名公屋戶平均的居住面積中位數則為124平方呎，遠低於全港的161平方呎。如公屋租戶的住戶人數有變動，如子女長大遷出，其實亦有助舒緩擠逼的居住環境，實無必要強行將公屋單位「塞滿」住戶。

再言，有指租置計劃較只租不賣的公屋制度優勝，因為前者為家庭資產，可由子女繼承，而後者子女或會因入息增加，最後因富戶政策而被逼遷出，被迫須另行覓居。這言論其實忽略了問題核心：本地居住成本過高。所謂的「富戶」子女之所以是被迫而非自願搬出，乃因為私人市場風高浪急，正如有些人會挺而走險，偷偷「屈蛇」原居之中。因此，政府更應透過廣建公屋等糾正錯誤的房屋政策，從根本解決問題。

四、現行公屋政策只「益」新移民嗎？

亦有論者認為公屋申請的居港年期要求，在1997年由「家庭成員一半以上居港七年」放寬至「家庭成員至少一半居港七年」，便利新移民上樓，批評不符公義，甚至以此形容公屋實為新移民而設。但第一，申請戶明顯仍須有一半為港人，明顯公屋並非只為新移民而設；第二，即使公屋單位的住戶中最多一半為新移民，他們始終為同住港人的親屬，有其家庭需要；第三，只要政府須興建足夠公屋，悉數照顧有居住需要的基層家庭，保障合資格香港人均可入住，便不會衍生出非此即彼的資源矛盾。

當然，不能否認放寬居港要求加速了新移民家庭上樓，但必須指出，當年政府檢討公屋申請的居港要求，正因為預視公屋供應逐步增加，提供機會放寬新移民家庭申請資格，以加快照顧所有具居住需要的家庭。新規定之所以造成後來「為新移民而設」的印象，乃因為政府房屋政策嚴重出錯，整體公屋供應不足問題。我們若只針對既有供應下的分配次序，無疑錯置了問題重心，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如今政府可以「條例」購買農地，已為興建足量公屋提供必要條件，實無謂糾纏於公屋分配次序般的偽命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