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從教科書內容 回顧及反思香港的中史科教育
意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其意思是歷史永遠都是以當前的現實生活作為參照，個別的歷史事件只有和當前的視野重合，才會被人理解。放在中學歷史教育當中，課本對於史事的敘述，也往往反映當代人對於史事詮釋的視野。因此每逢一些重大的歷史紀念日，當各界紛紛「回顧」及「反思」之際，其實回顧的並不只是局限於歷史事件本身，更是在不斷反思過去對於史事的詮釋和理解，在當代是否還有值得更新之處。
最近適逢「五四」一百周年，但什麼是「五四」呢？對港人來說，我們可能立刻聯想到「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也可能聯想到「德先生」和「賽先生」，但將這些理解放在當年的歷史大變局當中，中國人從右到左、從理論到實踐，全面探索國家新道路的氣魄底下，都難免顯得狹隘，甚至以偏概全。
這種狹隘的視野，不能全然怪罪於一般人「不讀歷史」，因為如果不是對研讀歷史有個人偏好，市民對歷史的記憶就十分取決於教科書中的敘述，其敘述也就決定一整個世代的人，對於某項史事的「詮釋和理解」，甚至內化成為人們判斷事事物物的價值觀。以「五四」為例，根據本地學者陳學然的研究，香港回歸以前中史課本（如1962年版《英文中學中國歷史》）主要描述的是一場政治層面的反日自救運動，所謂「五四」精神不外乎就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八字，但關於時代意義和精神價值等，則全部欠奉。
殖民統治與文化保守主義 同塑港人中史教育框架
面對此情況，一般容易被解讀為教科書沾染上殖民地色彩。歷史上，五四運動最終由文化啟蒙轉向社會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刺激下，五四代表人物如陳獨秀和李大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而激進主義、革命精神和社會主義，都成為中共建黨和五四精神共享的價值。對殖民地政府來說，不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站在管治穩定的角度，這部分的敘述自然是可免則免。
但如果說殖民地政府過份介入、主導甚至扭曲了教科書的敘述，也不盡然。根據成立於1972年的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在1982年頒布的《中學課程綱要》，大致上只提供了編寫框架，例如要求將「鴉片戰爭」描述為「道光以後，先有鴉片戰爭，繼有英法聯軍之役，國權喪失，日漸加劇」，但事件如何定性、評價及有甚麼思想教育主題，則沒有交代。根據一位當時曾參與的教科書編輯指出，「《綱要》雖然必須依循，但《綱要》只畫定了框架，內中仍有很多地方是出版商可自行決定的。」
早前亦有傳媒訪問出版香港第一本中史課本的人人書局總經理田文忠先生，他指出該課本的校訂者是國學大師錢穆，而作者則是錢穆的學生孫國棟，課本的史觀和寫法至今仍然影響本地中史教育工作者，惟田文忠憶述出版過程中並沒有受到港英政府的干預。此外，孫國棟過去接受學者李玉梅的訪問時，也表示撰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接觸過他們，審核的建議也是圍繞年份資料或地標示等技術問題。
以錢穆的性情和學術地位，斷斷難以想像他會為了迎合殖民地政府的統治需要而扭曲國史敘述。因此，唯一比較貼近實情的解釋，可能是包括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一批為南避「秦火」而流亡香港的學人，其文化保守主義史觀巧合地契合殖民政府的統治需要，而被其因勢利導加以利用。本地學者陸鴻基曾分析港英政府一個商討中文、文學及歷史敎學委員會在1953年發表的報告書，指香港中史課程的重點並不在於敘述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動，而是強調認識中國文化與國際善意的意識形態，奠定了香港中史課程的價值取向。
對於上述這批南來的文化保守主義學人來說，他們的學術取徑或有不同，但無不帶着一種「花果飄零」的憂患意識、強烈的民族文化情懷，以及儒家道統的守護者心境寄居香港。他們不滿於「赤流泛濫於中國」，回首前塵往事，更痛心於五四運動催生出共產黨，而將馬列思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作是侵佔中國的異族思想，衍生出「亡國亡天下」的悲涼之感。他們批評反傳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連帶也批判它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可說是代表了在五四傳統下「反五四」的文化保守主義一脈。該批學人飄泊香港難返，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等「兩個五四」傳統，可謂相映成趣。
文化保守主義者不一定全盤否定「五四」，例如唐君毅就認為新文化運動擾亂和破壞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使青年的民族意識、追求國家自強自立的機會幻滅。這種論述與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視五四運動為一場對新文化運動「不幸的政治干擾」，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此可以說，香港中史教科書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某程度上正正反映了這批南來學人發揚的文化保守主義。而其史觀剛好契合港英政府欲透過支持中國傳統學問（如金文泰總督提倡在港大設立中文系），以沖淡由新文化及五四運動引起的近代中國民族意識，更用以抵擋省港大罷工後興起的共產主義思想。
文化中國至今影響港人 鑑戒史觀支撐中史骨架
殖民時期的中史教科書除了將五四運動局限於政治層面的反日自救運動之外，在孫國棟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當中，則將五四運動的性質定為「由一個政治運動，轉變成爲一個文化運動」，並不關注後來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社會革命，側重從文化層面批評它「膚淺偏激」，認為「急於主張吸收西方文化，不惜完全拋棄中國五千年的舊傳統。……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思想界一時陷入混亂狀態，有些處是功不抵罪，害深於利。」
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看來，「文化」是國家民族的根本。根據本地學者陳淑雯一篇發表在1997年的研究，指香港課本當中，對於祖國大地的疆域概念並非採當代中國的版圖，而是強調「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採文化疆域的概念，著重描述中華民族的祖先在黃河流域活動的情況，同時強調土地面積是隨華夏族的不斷壯大而擴張，從而培養民族自豪感。這種對於國家採「文化中國」的認同模式，相信直至今天仍然影響着不少香港人。
至於是什麼在推動歷史前進呢？錢穆曾經說過，讀歷史，應知「治亂興亡，人物賢奸」，這八字真言基本上已經道盡了香港中史課程的整個骨架。可能受到傳統鑑戒史觀、春秋筆法的影響，《綱要》強調明君任用賢相，再配合時機，便可開創盛世，反之則陷入分裂與衰亡，由此形成中國歷史「治亂興亡」的波浪型國力發展。在這過程中，人民並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而只是將其意向作為衡量君主統治素質的指標，故真正決定歷史走向「治亂興亡」的，仍是君主。
後五四「人民」崛起 史觀重塑仍須努力
相較同時代中國大陸的中史課程，內地則致力於「在中國歷史上尋找人民」，希望論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實頗具時代意義，但可惜過份強調在社會危機時期的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又以「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學界早有相當多批評，此處不贅。惟值得我們今天反思的是，歷史研究工作本來就在不斷演進，近年西方史學界同樣重視描述普羅大眾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又是否值得我們藉以重新理解中史教育呢？
課程發展議會在去年通過的初中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大綱，較1997年課綱的其中一項突破，就是吸納了庶民日常生活史的元素，如唐代「婦女的生活面貌」，雖然現時比例仍十分有限，但相信只要持之以恆，最終將重構中史教學的面貌。
最近除了「五四」之外，也恰逢「五一」勞動節，其實中國第一次正式為勞動節舉行慶祝活動，正是1920年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所主持，是年《新青年》亦推出「勞動節紀念號」，扉頁上就有蔡元培手書的「勞工神聖」四個大字。有學者指出，其實早在1919年，「勞工神聖」觀念已取代德、賽二先生成為知識界最響亮的口號。蔡元培在1918年曾發表演說，提及「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
其突破意義，就在於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士」，主動將自己與農、工、商，全部重新定義為「勞工」，同屬「人民」的一員，參與到歷史變革當中。人們理解的歷史面貌會否隨着歷史本身的演進而演進呢？從五四知識份子的作為與影響來看，自是肯定的；而在史觀重塑上，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則仍屬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