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在「五四」百周年反思 港人如何救贖「佔中」
即將到來的周六就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本港各界密鑼緊鼓籌備紀念活動和專題演講。就「五四」的政治、學術和文化意義作一次全盤檢討與回顧，以重新思考這場影響當時中國命運與前途的愛國主義運動和政治文化大辯論，應是各方賢達責之所在。「五四」百周年到來之際，近年香港最震撼的社會運動—「佔中」亦迎來關鍵判決，主要發起人與活躍參與者各被定罪判刑。值此時刻，讓人不禁思考，一百年後的香港，會否回過頭來關注近年這一系列的街頭政治運動？
乍聽這一問題可能讓人覺得不倫不類，畢竟「五四」與「佔中」難以相提並論，兩者不論在思想內涵，還是政治、社會影響方面都有天壤之別。但我們也不應忘記，「五四」新潮最初也是幾個具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和大學教授的一家之言，回應他們的則是一幫手無寸鐵、惟有熱血的學生，對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毅然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抗爭過程中的許多行為甚至斷斷稱不上有多「文明」—如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其「民粹」程度較諸「佔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使是當時曾經引領風潮的「五四」名人，如陳獨秀、胡適、傅斯年、蔣夢麟和蔡元培等，事後都曾反省，那場學生運動引發了大眾革命元素介入政治和外交事務，雖然在某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如催生國民黨改組和共產黨崛起，但民粹之風開始凌駕理性思考，也令人憂慮是否會對中國社會造成不良後果。部分學者（如胡適和李澤厚）甚至認為發端於1915年前後的思想革命和新文化運動，被1919年一場偶然的學生運動打斷了，即狹義的「五四」掩蓋了廣義的「五四」，「救亡」成為壓倒「啟蒙」的「變奏」。
五四佔中同樣民粹 深化意義須待來者
但是，也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思想啟蒙的目的，難道不正正是要喚起大眾覺醒，改變中國落後的狀況嗎？「五四」運動時的大批學生領袖，包括羅家倫、張國燾、傅斯年、鄧中夏、羅隆基、聞一多、瞿秋白和周恩來，後來雖立場各異，惟為挽國家於危急存亡之際，或從政、或從學，分散到社會各個階層「各自努力」。有些繼續留在文化領域，如魯迅等左翼知識份子積極批評政治，改造國民思想；有的試圖集中精力於深層文化改造，如胡適。另一部分人則開始積極介入政治，從文化啟蒙轉向社會革命，如陳獨秀、李大釗，他們走出文化圈子，走向社會大眾，與青年學生運動、工人罷工和工商階層等廣泛社會動員結合起來，並形成一股相互配合的「民主力量」，批判軍閥政權和傳統文化，對社會大眾進行思想和政治的雙重啟蒙。
直截言之，「五四」學生運動原本並不見得有多大深刻意義，其所爭取的「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只是單一政治事件中一項目的單純的訴求，但上述這些「五四」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窮其一生透過實際行動和著述，深化和救贖了一場在歷史上可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民粹學生街頭遊行。這可能會讓人聯想到，「佔中」時泛民從政者及其支持者普遍相信選舉制度不民主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同樣具備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街頭運動常見特質。
怒火街頭雖嫌衝動 背後成因卻值鑑戒
簡單批評運動理想主義及民粹成分的意義並不大，其原因在於任何一場足以遍布社會各階層，甚至代表一整個世代的社會運動，即使其訴求或嫌單純，但運動背後往往反映積弊已久的多種嚴峻成因，而社會運動本身雖可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或嫌幼稚，顯得衝動，但民眾卻會利用這一偶然爆發的運動，為自己長期積壓下來的怨氣找到宣洩的觸發點，燃點怒火、走上街頭，這恰是社會精英階層必須正視的警號。
視民粹的「五四」學生運動令「救亡」成為壓倒「啟蒙」的「變奏」，正正忽略了不論是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狹義的「五四」學生運動，其背後長期縈繞以至折磨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心頭的，是自晚清以降國家面臨的「救亡圖存」、社會「民窮財盡」的困局。換言之，「救亡」本來就是「啟蒙」背後社會積弊已久的因由，是知識份子一直在面對的問題，僅將其視為「變奏」，無異於倒因為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加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促使知識份子對資本主義世界產生懷疑，如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對科學和工業革命成果的幻滅，都使中國輿論在思想與現實政治態度上明顯地左轉。
也就是說，在「救亡圖存」和「民窮財盡」的現實刺激下，「五四」思想啟蒙的意義不應只局限於「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樣也包括左翼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成分，在當時形同是一場對中國前途路線的抉擇和大辯論，亦構成今天學界所謂「兩個五四」分歧而並存的思想傳統。
回到香港，「佔中」會否促使香港也展開一場針對命運前途的大辯論？現在仍然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佔中」毫無疑問是香港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足以代表在回歸後成長、整整一個世代的香港青年縮影。香港中文大學在2014年12月發布的調查，推算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約為120萬人，佔全香港人口的六分之一。
審理「佔中」案的法官認為，相信透過佔領行動能爭取香港普選是「天真」的想法。但是，難道曾經參與「佔中」的市民都太天真？事實上，若回顧「佔中」前幾年，香港社會運動已蔚然成風，它既源於社會無法解決長期以來的民生困局與經濟結構失衡，也源於市民普遍認為，社會不公無法改善，是由於遲遲未能實現普選。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此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就在於不論是港英時期或者回歸後，香港都身處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受制於以商界和公務員共治的環境，回歸後由於大多數人將焦點集中於防禦來自內地的「專政文化」，官商共治不但沒有被批判，甚至進一步得到了鞏固。全體市民每年繳納的稅款，只豢養了一群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官商利益共同體，他們懶於改變扭曲了的資源分配格局，社會上大多數人體驗不到收入的上升，經濟增長成果只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造成民生問題積壓，最終透過「佔中」一次過爆發。
香港政商結構的深層次矛盾，與「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面對整個國家亟待「救亡圖存」、社會「民窮財盡」的危局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可能也部分解釋了「五四」學生運動後中國知識份子走向激進化，甚至在日常生活層面，塑造了當時中國青年嶄新的人生態度，包括激起了關心國事和「新思潮」的風氣，造成書報閱讀者激增，對事物也有一套新的看法，有人模仿法國思想家盧梭的言行舉止，在觀念上也普遍傾向美化工農群眾。
五四塑造青年新風 後佔領港青須努力
但在香港，「佔中」後的這幾年明顯不是這種情況。早前甚至有傳媒訪問一群自「雨傘運動」後愈來愈抗拒新聞的民主支持者，有人憶述以前只要一有新聞、一見到時任特首梁振英「講嘢」，就會有情緒，會想動筆、發起網上聯署，但後來發覺自己的人生永遠被政權牽着鼻子走，感到情緒疲勞，慢慢選擇外遊散心，學會不再對新聞太認真，讀讀標題就算。
當然，消極、無奈、逃避問題，絕非解決困局的有效途徑，也斷斷不是所有香港人在「佔中」之後應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近期更多人「安靜地」參與了各項影響香港未來前途的各種「大辯論」—包括土地大辯論，以至更多人對醫療、社福等議題的積極回應等。因此，對許多市民來說，他們或許厭倦了用民粹、意識形態與口號式的運動，惟同時社會亦正形成一套對改革的理性認識。
這套理性認識能夠走多遠，是否在一百年後仍然有提供給後人研究的價值，十分取決於當前孕育於「佔中」一代的香港青年，能否如「五四」青年般，分散到社會各個階層「各自努力」，為香港、為自己尋找出路—例如從事學術研究者，是否能夠發表幾篇論文、創造幾套理論，解釋「佔中」時代的香港困局？從政者又能否從中汲取教訓，積極重構共識，推動社會向前邁進？至於普遍的香港青年，又能否如「五四」青年一般，養成一套關心國事，並致力於革新自我認知的生活態度？
面對社會問題，「五四」青年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從右到左嘗試了各種法子救亡圖存，對自身處境進行多元批判，更參考不同思想光譜躬身力行。今天香港面對被政商結構把持的問題，我們又是否敢於全面批判許多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習以為常的價值，如「大市場、小政府」、「自由經濟」和「自力更生」之屬？我們無意將「佔中」與「五四」等量齊觀，但回望歷史往往也成為當前的參照，以至砥礪前行的動力，這也許正是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當下，留予香港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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