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從愛國到民主 細看香港身份認同的轉變

撰文:賈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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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對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百年前於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與現在的生活似乎毫無轇轕,不過,從學生團體「學民思潮」2011年成立時對秉承五四精神的宣稱,可以看出五四運動距離今日香港並非那麼遙遠:「『學民』一詞來自我們本有學生的身份,亦同時帶有世界公民、中國國民和香港市民的身份,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我們一班學生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為榜樣,追求自由開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而非洗腦式的盲目愛國情懷。」「民主」與「愛國」一直都是詮釋五四精神的關鍵詞,更在意識形態話語下不時對立,然而回看當年,兩者其實並非矛盾地存在。也正正由於五四擁有巨大的詮釋空間和精神資源,使得它在百年來持續影響着社會思潮變遷,不僅在內地的社會運動與官方話語中時常見到它的身影,在香港,它也牽動着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在百年後的今天,仍激發人們認識與反思。(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報道之一)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副教授陳學然在2014年出版《五四在香港》,探討「五四」與香港的聯繫,他接受《香港01》訪問時直截了當地指出,「五四」之所以值得注視或紀念,正因為它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源,不同的人可從中找到各自的目標,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燈塔。

「歷史上,有哪一件歷史事件可以像五四那樣,不同的人都去紀念?反共的紀念,中共也紀念,大家都去爭取五四。所以在未來,大家還是會紀念,它本身就是複雜多元的,蘊含很多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只不過大家都拿着其中一點……」

陳學然在書中揭示了數十年來不同政治陣營的人在「愛國」、「進步」、「改革」、「民主」等與「五四」相關的價值理念中各取所需,企圖透過詮釋「五四精神」來改變社會,他形容,「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因此而生。

陳學然形容「五四」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源,不同的人可從中找到各自的目標,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燈塔。(黃雲娜攝)

細察香港人在不同時期如何詮釋五四,可看出人們對國族身份認同感的轉變。事實上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為止,香港主流紀念「五四」的主題和立場雖然有所變化,但不變的是這些紀念都沒有脫離中國的語境。如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憂戚與共,心繫家國,三十年代的抗日救國,五、六十年代的「建設文化的中國」,七十年代反思香港社會、關心國家建設等。這種建基於對中國的認同與關懷,到八十年代才逐漸退卻。

步入八十年代,隨着中英談判的展開,香港的前途問題成為社會焦點。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巨變,也使得作為社會運動主體的青年對中共的政治幻想破滅。在這樣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香港青年的關注焦點更多在於香港自身的命運。

「五四」的民主精神在香港被放大,成為爭取香港民主回歸的源泉,導致「五四」紀念趨於強調民主、自由、人權。人們希望民主回歸、有民主的選舉,以維持香港主體性與自決、自治的權力。港人強調民主的「五四」,並以此批判、排斥國家的思想言說,導致香港「五四」與國家話語的脫軌,而與國家的區隔也會增加香港對主體性追尋的重視。

學然將五四運動形容為「叮噹百寶袋」,認為不同的政黨、群體都可以在五四運動中汲取精神資源予以詮釋和運用。(中新社)

香港民間強調「民主」和官方層面強調「愛國」的「五四」紀念的張力,在回歸之後更進一步延續、加大。對此,陳學然認為「民主」是可以和「愛國」接軌的,也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他說:「本地很多時候拿民主來對抗中共,變成反對國家,就像倒洗澡水的時候,連嬰兒也倒出去了,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的。民主和愛國其實沒有衝突,你追求民主也是為了建設中國更好的未來。」

陳學然將「五四」運動形容為「叮噹百寶袋」,認為不同的政黨、群體都可以在「五四」運動中汲取精神資源予以詮釋和運用,「五四是很複雜的,大家在這當中,都可以拿到不同的東西,有啟蒙、民主、科學、青年、文化運動」。

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甚至繼承「五四」呢?欲知五四與香港的關係更詳細內容,請留意5月6日(周一)出版的《香港01》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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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從愛國到民主 香港的五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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