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熱議單程證制度　折射港府扭曲人口政策真相

最近單程證問題又成為社會熱話，事緣有民主派議員在上周四（3月21日）延續前一日立法會會議，提出「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議案，認為香港各種公共服務「爆煲」，是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過多所致，因此要求政府取回單程證政策審批及主導權、削減單程證配額一半至每日75個、引入財政能力審批條款、研究推出「返回機制」、打擊跨境假結婚，以及入境欺詐行為等。

反移民思潮與民生資源相關　解決矛盾須制訂人口政策
 
《香港01》向來主張政府應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增加透明度，以釋除市民對單程證制度的誤解。但是，如果從政者簡單將一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例如根據毛孟靜的修正案，指自回歸截至2018年，已有超過103萬人持單程證來港，佔現時香港人口逾一成，企圖渲染人口愈來愈多，最終令整個香港「爆煲」沉船的局面。但是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香港在2017年的人口增長率為0.7%，低於全球1.2%和北美0.8%的水平，與東亞地區0.7%相若，而根據政府統計處截至2018年年中的最新數字，本地人口增長率亦不過是0.8%。
 
這個水平的人口增長率，我們無論如何都很難說是「太高」。不過，我們也認同香港市民對於公共服務「爆煲」的真切感受，例如多次被議員在討論當中提及的醫療問題，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是香港本來就是移民社會，港英時期的邊境管制措施不見得比現在更嚴格，內地移民的規模更非現時可比。例如自1950年代起港英政府便基於人道和勞工需求，酌情處理來自大陸的非法移民；自1962年起更向那些成功抵達市區、有親友接濟，而且具工作能力的大陸人簽發身份證。在麥理浩治下的70年代，亦曾與廣東省政府達成「抵壘政策」的偷渡者移民安排，導致在1976至1980五年間，約有50萬內地居民來港定居。
 
因此，究竟怎樣的移民數字或人口增長率才算「高」或「低」，不見得有純然客觀的準則。有本地研究就留意到，過去數十年促使本地移民政策轉變的，多與當時的民生資源充裕程度相關，若社會住屋與其他生活物資短缺，政府自然就會面臨更大的收緊移民政策的壓力。
 
我們從這種歷史維度觀察，則現時香港不論是房屋、醫療、交通，還是社福都相對緊絀的情況下，社會充斥「反移民」的民粹思潮，並非難以想像。然而，民粹思維的存在不等同合理，特別是將本地積重已久的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對於新移民來說實難言公道，更非直面問題、解決問題的應有態度。

如果我們認為任何人口的增加都會加重民生資源的壓力，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叫停所有的移民政策，不論是內地還是非內地的海外移民呢？此外，即使社會對於單程證的限額或有不同意見，但對於政府來說，既然有限額的存在，那麼未來人口的增加趨勢就並非不能預見。
 
政府統計處每隔幾年都會出版一份《香港人口推算》，將本地的生育、死亡以及人口遷移納入推算假設當中。在人口遷移部分，就已經考慮了「單程證持有人首次來港時的流入」，但政府有否根據這些可清晰預見的人口趨勢，為整個社會制訂出一套相應的人口政策，以同時提升公共服務及社會資源的水平呢？相信市民都心中有數。

港府不是沒有人口政策　而是只有一份扭曲的人口政策
 
有許多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指摘政府沒有制訂人口政策，其實也不盡然。例如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2015年擔任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時，就發表了一份《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的文件，詳述政府就人口政策的具體措施。而政府亦架設了「人口政策」網站，向公眾交代人口政策的最新消息。
 
不過，政府究竟是如何去理解香港的人口政策呢？我們從「人口政策」網站提供的議題圖表，就可以看到，政府認為香港人口政策要面對的核心難題是「人口急速老化」，將使香港陷入勞動力不足和經濟放緩局面，對政府來說，就會面臨三大挑戰，分別是：一、醫療和長者福利服務開支上升；二、日後或會出現結構性財赤；三、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會受影響。

港府認為，香港的「人口政策」就是為了應付上述挑戰而設。換言之，港府在本質上認為「公共開支」與「人口政策」是對立的關係，人口政策的制訂是為了減輕公共開支的負擔，而不是為了根據香港的人口趨勢，讓公共服務和社會資源與人口增長趨勢相適應，這無疑是非常荒謬且扭曲的人口政策觀點。
 
早前引起社會軒然大波的收緊長者綜援爭議，就被認為是源自《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文件當中，所提及的「勞工及福利局亦會檢視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會否減低年長人士繼續工作的意欲。」
 
說到底，正如聯合國在2015年一份對香港人口政策的分析文件中指出，香港政府為了維持所謂具競爭力的營商環境，「簡單低稅制」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背後犧牲的是制訂更具家庭友好或促進本地生育率的政策，將本應自行承擔的公共服務責任，「外判」予移民或香港以外地區。而香港政府所關注的所謂「人口政策」，則將更多重點放在為市場提供勞動力，包括在文件中提及的「釋放本地勞動潛力」、「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質素」、「吸引外來人才」，以及「輸入勞工」等等。
 
政府在這樣的「人口政策」思維底下，無怪乎社會大眾都感到忿恨不平，以至將怒火錯誤地發洩在新移民身上。不論單程證如何設計，背後更重要的問題實在於政府應該正確地理解人口政策，正視香港市民對公共服務和社會資源的需求，擺脫「大市場、小政府」窠臼，才能從根本移除「中港矛盾」的民粹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