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廈活化反效果　小劇團生存空間狹窄　政府需正視

「遊戲是工作、工作是遊戲」是不少人對藝術工作者工作生活狀態的浪漫想象，故事的另一面（如果不是更真實的一面）可能恰恰相反，藝術工作者和創作人實質上過的是一種不確定、不可靠與缺乏支援的生活。前日（7月4日），近90個劇團及363位戲劇界人士於報章刊登全版聯合聲明，促政府及早訂立公平合理的文化政策，扶助香港戲劇發展，提供足夠場地進行排練和製作；並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協作小組，加強政府和表演團體之間的溝通。聲明的主旨是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空間給表演藝術團體，當中有不少要求皆與工廈相關。港府過去多次對外表示要發展本地文化及創意產業，但卻連基本的硬件設施都無法提供。表演及排練場地是「皮」，表演藝術創作者是「毛」，試問今日的香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香港，文藝勞動經常被視為「搵唔到食」的風花雪月。但是，一個油水稀薄的行業卻仍有大批人前赴後繼、投身其中，說明表演藝術不能僅用「市場價值」進行衡量，它還有無法用金錢量度卻遠為重要的「自足價值」。當初前任特首提出要設立文化局，盛傳是文化局局長大熱人選的許曉暉就曾以「經常到上環文娛中心觀賞小型話劇」作為自己的「資歷證明」，這說明話劇作為一種表演藝術，其實受到不同界別人士的「深層」認同。然而，香港的政經大環境實在太不友善，百物騰貴、市場規模小、空間不足加上缺乏政府支援，致使大批小型藝術團體及民間的文化藝術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離失所。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藝術工作者及藝術團體只能夠「自力救濟」，尋找租金適宜的地方掙扎求存，而工廈便是這樣的場所。香港於1980年代開始經歷工廠北移，大概自2000年開始，騰出來的工廈陸續有藝術工作者進駐，有些工廠區甚至出現藝術家及藝術團體「群集」的效應，火炭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藝術與工業元素的結合在當時仍然富有想象力，外國其實不乏這樣的例子（例如紐約蘇豪區），這些群聚的藝術家催生出新興的「創意階層」，甚至為凋零的工廠區帶來另一番新氣象，不過這些都是後來衍生出來的結果，而非藝術家最初的意願。毫無疑問，藝術家選擇工廈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便宜的租金。

學術界將這種年輕、白領及藝術群體帶動的都市更新及重建過程稱之為「士紳化」，但過去的經驗證明，「士紳化」的受益者往往是財雄勢大的商家及地產商；「文化士紳化」集聚了人潮與活力，吸引餐飲食肆與時尚商店進駐，推高該區租金物價，為商家及地產商們作嫁衣裳。換言之，土地及空間的活化再利用是藝術工作者的先知先覺，而後才是商界和後知後覺的政府。

香港的「活化工廈」計劃不僅將租金推高，加上工廈本身附帶的地契限制，使得藝術工作者及藝術團體連藏身工廈都擔驚受怕。2009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首度提出活化工廈政策。政策於隔年4月正式生效後，市場為之亢奮，工廈交投量活躍。據信報報道，工廈成交價在2010年4月至2015年12月間上漲2倍，同期租金錄得63%增長，不少使用者因此面臨迫遷、加租，最終甚至無奈退場。對於工廈使用者所面臨的情況，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馮淥德曾在立法會發問：「如果劇團連工廈都不能使用，我們能到哪裡（表演）呢？劇團如果連創作和生存的空間都沒有，莫講要觀眾買票入場支持。」

工廈另一受人詬病的地方是地契的限制。現時，大部分工廈地契訂明該地段只許作「工業及/或倉庫」用途。若租用者將工廈用作其他用途，業權人需要向地政總署申請並獲批更改或豁免，否則便可能違反地契。雖說業主可向地政總署申請土地用途限制豁免，但有團體指出，「每個手續行政費都要幾千元，成功獲批，每年要交一筆豁免費，之前有個1200呎單位一年就要交78萬，藝團點畀得出？」條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如果用錢就可以申請土地用途限制豁免，那說明條例只不過是在排斥窮困的藝術工作者，而不是基於真正的消防安全或技術性考慮。

藝術工作者及小型藝術團體因幾何上升的租金一搬再搬，而且越搬越細，他們自力求存寄居於工廈，生存空間還是愈見狹窄。猶記得2007年的時候，羅家英先生在一段西九文化區公眾參與活動宣傳片中說：「瞓覺要有張床、做戲要有個戲台，有人做戲、有人睇戲、先至有人學戲——優良嘅傳統文化先至可以繼承落去。」因此，政府要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首要保證的無疑是創作者的活動空間。在這一方面，政府可以落墨的地方其實有很多，例如對工廈實行租務管制，或者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放寬地契的限制；除此之外，音樂人黃津珏提過一個南韓的例子，南韓有一條劇場街，政府當初為了吸引業主租給劇場，於是立法訂明將單位租予劇場的大廈將會得到稅務優惠。許多人對新一屆政府的文化政策有期望，林鄭競選時都有提及設立文化局，但政府如果連最基本的工廈都處理不好，這些更宏大的願景恐怕都不用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