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倡議（一）】誰偷走了劏房小孩的夢想？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一篇，從劏房家庭的故事講起。
【劏房．倡議】專題
一. 誰偷走了劏房小孩的夢想？
除夕前兩天的下午，劉太和兩個兒子一如往常留在家中，大兒子昊明（化名）拿着媽媽的手機玩遊戲，小兒子峻辰（化名）纏着媽媽，電視機的聲音迴蕩在100呎的屋內，無人說話都不顯得冷清。或許因為屋內逼狹，視線觸及之處布滿大小物件，看不出整理行李返鄉的痕跡。「之前昊明的功課中有一個問題，夏天最喜歡做什麼？昊明的答案是『最喜歡去姨母家玩』。他每次出去住都不想回來。」劉太笑道，「這次（返大陸過新年）可能又會不想回來。」
劉太一家四口，住在葵涌一棟大廈的劏房內，是全港近20萬劏房住戶的剪影。近年來，隨着劏房人數上升，住屋環境與租金不匹配，劏房住戶的住屋環境愈來愈受關注。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1月公佈的最新統計報告，全港已有近20.7萬人蝸居劏房，其中近三成為單身人士，其餘為二至四人家庭，而兒童隱患和長者安全尤為引人關注。近年來，劏房人口數字與公屋輪候時間一同節節上升，「上樓難」不僅帶出政府近十年房屋政策失效的問題，長遠還會對數十萬蝸居劏房的居民造成不可抹去的影響。
公屋量增長緩慢，過渡房屋杯水車薪，福利津貼與社區服務等中短期措施都無法在一時半刻解決劏房戶的住屋問題。面對龐大的住屋需求，租金高企的市場將劏房塑造成現代都市生活的「必需品」；然而，住屋權是人的基本權利，政府是否應該為條件惡劣的住戶提供一張安全網？香港是否需要訂立最低居住標準？相關標準又該如何制定？政府究竟是擔心干預市場會導致基層居民利益受損，還是過於懶政，甚至要犧牲市民權益來換取資本家利益？個人命運之不同，自然受先天因素影響，但維護住屋權益、推動居住正義，則無關階級、不分你我，這些問題和答案，需要大家一起面對。
劏房小童的「夢想」：上公屋，有一輛電動玩具車
去年5月，劉太搬到現在居住的這間劏房。屋內面積100呎左右，開門迎面就是一扇窗，相比於網絡上流傳的劏房相片，顯得通透明亮。但這畢竟是能夠一眼望盡的房屋構造，廁所和廚房塞滿物件。早前有業主放出「獨一無二」的劏房相片，馬桶與梳化床緊緊挨着，幾乎構成了「家」的所有。劉太的家雖然不至於此，但當三個人坐在小椅子上後，家中幾乎不剩走動空間。
劉太一家有兩段住在劏房的經歷。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劏房，面積比現在居住的房子還小，需要和其他人共用衛生間和廚房。昊明爸爸注重衛生，又因環境擠迫，決定換一套劏房。昊明因為轉校不開心，回到家中忍不住問媽媽，能不能回到爺爺嫲嫲家裏住。
不合理的租金是劏房住戶面對的最大問題。根據統計處數字，2017年劏房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4,500元，較2015年4,200元上漲300元，租金佔入息逾三成。劉太的劏房租金每月4800元，家中只有丈夫工作，大兒子近年將要步入小學，小兒子也已經就讀幼稚園，儘管租金未及收入一半，但高昂的租金對他們而言依舊是沉重的負擔，需要依靠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補貼家用。
租金之外，被濫收水電費亦是許多劏房戶面對的難題。2017年，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發布的《葵涌區不適切居所室內環境質素及水電費》報告指出，劏房住戶平均每月電費高達570元，較上年升幅為27%；而平均每月水費開支則為170元，漲幅達到21%。這樣的支出，比一般住戶高出許多。參照中電公布的用電價目，以每個家庭平均2個月用電800度計算，2017年的平均總電價為113.2元，而2016年與2015年分別為113.2元及114.2元，可見電費總體趨勢是下降的。劉太的業主則每月收取300元水電費，多除少補。
姚冬梅加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服務劏房居民近兩年。作為社工，她時常與劏房住戶接觸，實地了解住戶生活情況及需求。對於濫收水電費的現象，她聽說過最貴的電費為每度2.8元，而正常電費僅為1.8元；水費更是離譜，最貴高達每平方米35元，整整高出水務處價格近4倍。
為了節省水電費等生活開支，劏房家庭必須「鬥智」，才能細水長流。由於之前住所空間過小，無法做飯或洗衣服，有時候劉太會回娘家完成這些家務；現在的住所空間稍微大了些，便依靠在夏天少開冷氣來節省電費。
但生活最苦澀的，還是孩子的成長環境不盡人意。去年政府與民間組織共同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期三年，可提供千戶劏房家庭入住。但早前有組織調查深水埗劏房住戶對共住房屋的看法，結果顯示七成劏房戶不願意入住。劏房住戶抗拒共住有其原因，例如共住雖有當下流行的「共享」概念作修飾，但共住狀態根本與共享原意無涉，很有可能變相催生另一種劏房形式；另外，共住亦會帶來私隱問題的憂慮。
談及共住房屋，劉太亦有所顧慮，關鍵之處在於家有二子，讀書問題成為首要考慮。由於共住房屋計劃限期三年，兩個孩子處於入學階段，轉校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昊明經歷過搬家轉校，自然對不停變換環境有所牴觸。
昊明還有一個小小心願始終難以實現——擁有一架電動玩具車。生活在太過細小的房子，擁有一架玩具車都顯得奢侈，媽媽只能忍痛拒絕孩子的要求。然而對於一個急速吸收生活養分的幼童而言，童年失去的不僅是玩具，昊明平日想帶朋友回家玩耍，因為空間太小，不被准許。或許是安慰聽得多了，昊明如今已懂得在被拒絕後輕輕說一句，「等公屋啦」。
劉太在接受採訪期間，昊明一人安靜坐在床上玩遊戲。劉太提及等待公屋的無奈時，昊明會微微抬起頭，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劉太說起孩子有渴望的禮物卻無法獲得，不免有些無奈，但又打趣道，小小年紀的孩子已懂得說「一起等公屋」，十分懂事。但昊明心裏或許都留有不解，對未來看不見亦摸不着，只能以「上到公屋可能都放不下玩具車」來安慰自己。
不適切居所易引發情緒問題
家中環境小，不僅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顯性和隱性的損害，對成年人的生活亦有影響。劉太的丈夫一人撐起家裏收入來源，一天勞碌回到家中，看電視成了別無選擇的休閒活動。「客廳」細小，收拾完吃飯所需的桌椅後，一家人坐在地上難免磕磕碰碰。小兒子活潑好動，玩樂時常會踩到父親，久而久之，對工作了一天、只想有一個休息空間的父親而言，漸漸成為心理負擔。
談及居住空間細小對人的心理健康有何影響，劉太聲音漸漸輕了下來，憶起去年一宗劏房母親肢解女兒的案件，劉太一反先前平和的語氣，低聲說可以理解那位母親的舉動，社會悲劇與空間小密切相關。蝸居逼狹劏房，容易導致脾氣大和其他情緒問題，小朋友便成為大人發洩的出口。
劉太的兩個兒子年紀尚小，不諳世事，「他們現在意識未夠，未知自卑，還不懂得比較。」劉太坦言，她擔心孩子們長大後若仍蝸居劏房，難免產生階級觀念、衍生自卑情緒。事實上，處於青春期的少年逐漸有獨立人格及意識，不再依賴父母照顧，更容易產生情緒問題。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回憶接觸劏房少年的經歷，曾見到約莫12、3歲的青少年，「住在劏房很不開心，本來12歲就很反叛，他更反叛。」情緒無處發洩，少年逐漸放大反叛情緒，「對家裏不滿，回到家裏就是睡覺，不敢告訴別人他住在哪裏，有很重的自卑感。」
在佈滿情緒牢籠的社會中，這樣的少年不是孤島。近年來，精神健康成為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愈發重要的話題。據2017年食物及衞生局《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指出，本港精神病患者人口持續增加，約有110萬至180萬人患有精神障礙。在精神健康的隱患中，低收入的基層市民受到不適切居所的影響尤為值得警惕。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2017年10月發布《不適切居所及租金壓力下對基層租戶構成情緒危機》調查報告，指基層租戶因住屋問題衍生出精神壓力，屬於精神健康高風險群組，並有45.5%及44.1%的受訪者具鬱症及焦慮症的傾向。
不適切的房屋對人產生的隱患究竟有多大？根據英國環境衞生協會研究，潮濕、擠迫、有噪音、衞生條件惡劣等居住環境，會對人產生不同影響，不僅會導致個人產生情緒壓力、降低集中力、睡眠質素下降，還會引發家庭衝突。
不適切居所衍生的隱患不可輕視，少年失卻青春，青年疲於供樓，長者晚年不安，如此處境正正是貧富懸殊與樓價高企時代的側寫。蝸居四方天地的劏房住戶，他們有何實際需求？政府提供的舒緩政策成效如何？這些問題可從社區層面進一步探討。
>> 【劏房．倡議】第二篇，從社區中心觀察基層市民需要怎樣的貼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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