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宜稱先生｣爭論的歷史緣由・三｜｢先生｣譜系危機及性別含義

本文獲《文化縱橫》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為《很多人圍繞「女性不宜稱先生」爭執不休，卻無一人道破其歷史緣由》。

「先生」概念譜系危機及其性別含義

在前近代時期，「先生」概念譜系已經隱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導地位，稱女性為「先生」在日常交際中廣泛存在。在20世紀，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在民國之際，部分國人已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專利品」。那麼將「先生」視作男性「專利品」的「母語者的語感」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系統梳理民國時期國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先生」與「mister」之間的對譯關係被反覆強調。有人稱：「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詞。」還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為男性名詞，那麼『先生』兩字，也就是男性名詞了。」也就是說，「mister」中包含的性別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現在「先生」概念中。那麼，為何「先生」的性別指向無法通過其自身的發展歷史來解釋，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顯然，這一論斷的基本邏輯起點在於，堅信「先生」和「mister」之間存在對譯關係。「先生」與「mister」對譯這一觀念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又是如何進入國人的思想世界並成為人們「日用而不知」的常識的？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有必要系統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語境旅行過程中對中國傳統稱謂體系的挑戰與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綴，最初限於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在《巴恩哈特詞源詞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稱「mister (Mr.)」為男性尊稱。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mister」義項下有兩條：「1.Mr的全寫，書寫時不常用；2.兒童常用，稱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義項下有兩條：「1.用於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稱呼要員。」綜上可見，在英文語境中，「mister」作為男子之稱，性別含義頗為明顯。

英文「mister」在中國的跨語際「旅行」，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英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交往存在密切關聯。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之際，英文「mister」便通過音譯方式開始出現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貢使等進表聽戲筵宴瞻仰陛辭人數擬單》中，將「mister」「mesrs」翻譯為「米斯」，蘇楞額特別解釋：「米斯是讚美之詞。」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粵語中文文選》(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還提到「mister」的另一種音譯——「美士」。除此之外，「mister」還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譯。表1為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西方漢學家編纂的中英辭典和教科書中對「mister」的中譯。

表1中的13種中英辭典與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關於「mister」的中譯共計15種，其使用頻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爺(2)、老師(1)、官(1)、師爺(1)、君(1)、大人(1)、事頭(1)、司務(1)、頭家(1)、老將(1)、家長(1)、美士(1)。從統計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辭典的作者無一例外皆將「先生」視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譯名之一，遠遠高於「相公」和「老爺」及其他譯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傳統中國的語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稱謂，兩種概念在性別指代層面存在無法忽視的割裂式差異。那麼，為何西方漢學家「異口同聲」地選擇使用「先生」來翻譯「mister」呢？是西方漢學家們不了解「先生」與「mister」之間的不一致性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1866年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將英文詞彙「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粵語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別強調中文「先生」概念適用於所有性別。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詞彙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將「school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以上種種表明，早期的西方漢學家並非沒有關注到這批被賦予「先生」或「女先生」稱謂的中國女性教師群體。

既然西方漢學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並不存在性別層面的特指，為何普遍採用它來翻譯「mister」呢？其原因在於，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際開始逐步呈現出超越階層的普適性特徵。這一平民化趨勢自然為民國時期「先生」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奠定了基礎。其次，與「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國社會的實踐層面更具有廣泛性。顯然，在普適性和廣泛性上，「先生」與「mister」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強調「先生」是漢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於mister的語言。顯然，在西方漢學家筆下，「先生」與「mister」因擁有相似的內涵而建立起了互譯的關係。

「先生」與「mister」的互譯關係，畢竟是來自西方漢學家在跨語際實踐中的集體性建構。那麼，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國人思想世界之中，並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呢？

據筆者所見，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國人較少將「先生」與「mister」互譯。人們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譯時，往往將它視作對西方男性的稱謂，而在使用「先生」時，則視作對教師、醫生等職業人士的尊稱。

質而言之，「先生」是否與「mister」互譯，反映了中西方話語權力在中國語言體系場域的角逐和競爭。從西方語言的角度來說，它亟需在中國語言體系內找尋西方語言的中文對譯，從而降低和減少中西交流中的溝通成本和語言障礙。「先生」被視作「漢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於mister的語言」而受到西方漢學家的青睞。從中國語言自身的發展脈絡而言，「先生」並無與「mister」建立互譯關係的必要，兩者固有相通之處，但皆存在獨特的內涵和外延，在性別層面的尖銳矛盾更是難以調和。與其深度捆綁，不如各行其是，採用音譯方式翻譯「mister」，可以避免兩者建立互譯關係後產生的後續糾紛。

從19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情勢逐步發生變化。處於「船堅炮利」威懾下的中國在東西方話語權力角逐中日益弱勢。而這種權力關係的變遷也相應地反映在東西方語言之中。由此，漢學家建構起來的「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堂而皇之進入國人編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鄺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將「先生」作為「mister」的中文翻譯之一。在各種辭典的引導下，「先生」與「mister」互譯開始在部分國人的思想世界生根發芽。

與此同時，「mister」的音譯詞——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脫」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擴散，並逐步滲透至都市社會的日常語言實踐中。「未士」作為「mister」的音譯依然在清末存在影響力。到了民國之際，部分趨於時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譯詞作為對方的稱謂。

當「先生」與「mister」互譯這一觀念被部分國人接受之後，英文「mister」的含義也逐步滲透到「先生」概念譜系之中，並形成一個新的義項——「對一般男性的通稱」。這種滲透看似悄無聲息，實則波濤暗涌：畢竟傳統「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僅男性使用，兩個在性別層面截然對立的含義如何共處於一個概念譜系之下呢？

這種尖銳的矛盾衝突，可從新文化運動爆發前陳衡哲與胡適二人關於「先生」稱謂的詩文往來中窺見一斑。陳衡哲在回復胡適的信中稱其為「先生」，這不禁引起胡適的注意。關於「先生」稱謂，胡適寄送一首打油詩給陳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兩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陳衡哲回復稱：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雲也。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對此，胡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我戲言，本不該。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再駁回。

胡適所理解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先生」含義，並無性別指涉，而存在被呼者為尊、呼者為卑的習慣。故而當陳衡哲以「先生」稱呼自己時，胡適表示極力推辭。與此相對，陳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則截然相反，其本質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譯。正如陳衡哲所言，「所謂『先生』者，『密斯忒』雲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譯詞，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從這一角度而言，胡適稱陳衡哲為「先生(mister)」並不恰當。顯然，胡、陳二人觀點互相對立，但皆有所本，關鍵問題在於現代「先生」概念已經雜糅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別含義，由此這番造成「驢頭不對馬嘴」的詩文對話，其背後折射出是近代以來強勢入侵的「mister」與傳統「先生」含義之間的激烈交鋒。

胡、陳二人關於「先生」的詩文交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初年「先生」概念譜系內在傳統含義與「mister」之間的纏鬥正處於白熱化階段。不過，在東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國，在不可譯的語言之間究竟選擇如何翻譯，本質上是由強勢語言決定的。

如果說，傳統「先生」含義此時還具有與「mister」纏鬥的資本，那麼，新文化運動爆發及其彰顯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成為壓垮傳統「先生」含義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時，「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審定出版的《新法英語教科書》中在英文「mister」詞條下唯一的翻譯為「先生」。「先生」概念源自中國傳統，但其內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義來推斷！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在現代「先生」概念譜系中，傳統「先生」的含義淪落邊緣，「mister」的含義日益強勢並占據主導地位。

這一趨勢在魯迅1933年的一則書信中更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此信中，魯迅尖銳地指出：

其實，「先生」之稱，現已失其本誼，不過是英語「密斯偷」之神韻譯而已。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譯詞。在魯迅的認知中，「先生」概念丟失了「本誼」，淪為「mister」的附屬物。質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權力關係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文體系內，「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為「mister」的「神韻譯」了！

誠然，魯迅認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韻譯」這一說法不無誇張之處。傳統「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譯詞的不斷侵蝕，但並非完全處於劣勢狀態。一方面，國民政府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從官方層面確定傳統「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着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國人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認知日益深入，社會逐漸開始出現對西方概念音譯詞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批評。但在「先生」概念譜系內，「mister」日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傳統的「先生」含義雖背靠政府賦予的合法性勉強與「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餘論

綜上可知，傳統「先生」概念在歷史衍變過程中呈現出「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際，前一種含義在社會上居於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國，由於概念的自身衍變趨勢和西學東漸的時代大變局，以上兩種含義的衝突日益加劇。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譯和傳播，給「先生」概念帶來全新內涵，性別因素完整滲入「先生」概念譜系中；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性別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訴求之下，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認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兩種含義的「先生」概念產生競逐，前者挾西方話語霸權而被社會廣泛認知，後者因政府「欽定」而具有合法性，在兩者之間白熱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據一定的優勢地位。

1949年，新中國「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稱謂」，論者將此視作「中國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標誌之一。新中國摒棄「先生」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它內在的階級意識。中國共產黨人甚至將它視作「國民黨的氣味與舊社會的習慣」，強調在私人來往信件中取締包括「先生」在內的一系列稱謂，代之以職務或「同志」。隨着「先生」概念的失勢，「同志」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無性別區隔的稱謂開始占據社會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義大幅度萎縮。在官方表述中，這一概念主要用來指代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等。此風氣實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這一含義在這一時期還在延續，不過指代對象被大幅度壓縮至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這一群體，不再成為社會的通稱。

與此同時，晚清時期由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miser」與「先生」的互譯聯繫，在1949年之後雖在我國內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國港澳台地區依舊盛行。20世紀80年代，作為「mister」對譯的「先生」概念再次從我國港澳台地區回流。受時代慣習影響，國人一開始主要使用這一「洋味」語言來稱呼我國港澳台同胞和西方遊客。隨後，「先生」概念指涉範圍日益膨脹，逐步瓦解「同志」「師傅」在男性稱謂上的統攝地位，「成了對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稱呼語了」。「先生」席捲中國並隱然成為社會主流和共識，既是改革開放後多元化社會對新稱謂的訴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風催發的一粒詞彙的芽粒」。需要指出的是，僅男性可用的「先生」稱謂，本質是英文「mister」的翻譯，西方語言的話語權力與「先生」稱謂的風行並非毫無關聯。

除此之外，「先生」還有兩重含義也在不斷發展與傳播。其一，用「先生」稱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等；其二，用「先生」稱年長而有威望者。目前以上兩種用法皆不強調性別因素，兩重含義僅居於支流地位。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當代社會關於「先生」的爭議與討論，凸顯的是自清末以來「先生」概念在演變過程中一直潛藏的價值危機。傳統「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據主導地位。但在近現代社會，「男女皆可用」的含義逐步邊緣化，「mister」及其背後的性別因素在不知不覺間從「寄生」轉為「主宰」，一躍而成「先生」概念譜系中最核心的含義。

如今廣泛使用的「先生」，早已與前近代時期的「先生」無甚關聯，兩者雖使用同一個「皮囊」，卻擁有着截然不同的實質與內核。從這一點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稱「先生」，其根源在於近代以來西方語言「侵入」後對中國稱謂體系的改造與重構。如今，被晚清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國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來究竟應如何演變和發展？這或許值得當代國人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