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姜文民國三部曲終章：我拍的荒謬，遠不及現實世界
姜文是中國電影裡獨一無二的存在，許多人對中國電影最後的期待，是姜文。
苦苦等待4年，今年夏天，他的新片《邪不壓正》終於定檔上線。
編輯：石鳴（一条）
姜文是中國社會少有的寵兒，從大眾到精英，從市場到藝術，統統都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拒絕被任何一個既成標籤收編，他把自己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形容詞：霸氣又羞澀，粗獷又細膩，極陽剛外放又極內斂溫柔，是他，也是她，既被女性簇擁，又在女性關係中永遠處於某種失敗地位。
他和他的電影一樣，是一個迷人的矛盾綜合體，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對他念念不忘，他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精神指標。而《邪不壓正》作為他「民國三部曲」的終章，我們有理由期待這部新片，因為他電影裏最精彩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又一個夏天。
A Hidden Man
邪不壓正
《邪不壓正》改編自張北海的小說《俠隱》，故事背景是1936年的北平，「七七事變」前夕，北平城內危機四伏，主人公卻渾然不覺。他是江湖中人，一心只想報滅門之仇。可是昔日仇人卻早已勾結日寇，雞犬升天。家仇國恨，全都被攪和到了一塊兒。驚心動魄，暗流洶湧，分分鐘就是人命關天。姜文形容，講的就是一個「李小龍智取卡薩布蘭卡的故事」。
這個中西混搭的形容很有趣。原小說中，主人公本身也是中西合璧，最愛煎餅果子和咖啡，吃完番茄炸醬麵，要喝加冰的威士忌。
《邪不壓正》是姜文的「民國三部曲」終章。首章《讓子彈飛》，講的是晚清、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國。次章《一步之遙》是1920年代末，美國的「爵士時代」，中國的北洋時代，軍閥混戰，華洋雜處，故事地點也移換到了洋碼頭的前沿——上海。此番終章，他回到了北平，抗戰爆發前夕，西安事變，國共合作，另一個時代馬上就要開啟。
再順著時間軸往下捋，接下來是抗戰末期，《鬼子來了》。然後是《太陽照常升起》，建國後，1950到1970年代，人性被政治禁錮的年代。最後是他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導演24年，默默地，他拍出了整一個中國近現代百年史。台灣電影教母焦雄屏說，「每一個斷代他都聯結到了，每一個段落他都思考過。」
A Real Man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了，姜文在轉行當導演之前，曾經是一個多麼優秀的演員。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有兩個男演員各自佔據了影視的半壁江山。一個是陳道明，主打電視劇，被稱為「視帝」，另一個就是姜文，主要演電影，被稱為「影帝」。
這個平衡也很快被姜文打破。1994年，他主演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播出，風靡大江南北。此劇導演馮小剛說：「沒有姜文，就沒有《北京人在紐約》。功勞切四瓣兒，四分之一歸小說和劇本，四分之一在大夥兒，剩下的四分之二得給姜文。」
姜文最早是在謝晉導演的電影《芙蓉鎮》中「一鳴驚人」。他22歲的年紀，和30歲的劉曉慶搭戲，演了一個40多歲的右派分子秦書田。
著名翻譯家、劇評家童道明對姜文在片中的一個表演細節印象深刻：「李國香在台上大聲發話：把右派秦書田揪上台來。誰知姜文扮演的秦書田竟大步流星直奔批鬥台，將派去執行扭送任務的紅衛兵遠遠落在後面。『文革』期間見到的大小批鬥會可謂多矣，但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被揪鬥者和揪鬥者在精神上進行如此『智鬥』的精彩場面。」
後來有一次，童道明問姜文，這個調度，是導演的提示還是他自己的設計。姜文說是自己的設計。他又追問姜文，到底是怎樣才想出了這樣的設計。姜文遲疑了一下，說：「也許這和我本人的性格有關……」
當年，姜文差點就演上了電視劇《末代皇帝》裏的溥儀，結果後來片方換上了陳道明。他只好去《末代皇后》裏演了溥儀。看片名就知道，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婉容，溥儀只是個配角，姜文卻把這個角色演成了全片的亮點。
「《末代皇帝》本來是他演的，都簽了合同，結果又不讓他演了。對這件事，他看得很淡，不計較。他又看得很重，逮到機會，我一定要演個溥儀。不過，他不露。這就是姜文。」童道明說。
他演過皇帝，也演過太監，演過知識份子，也演過農民。一方面，「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形象，如張白紙，上什麼顏色是什麼顏色」（李碧華語），另一方面，「他的臉上有一種強迫性」（陳丹青語），無論他演什麼，都能用一種很生理的方式激起觀眾的反應，從而辨認出，這准是姜文。
1994年，姜文31歲，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橫空出世，和王家衛的《東邪西毒》、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在威尼斯共逐金獅。最後，《愛情萬歲》勝出，《陽光燦爛的日子》拿了一個最佳男主角的銀獅。
焦雄屏是那一年威尼斯電影節的選片人，又負責《愛情萬歲》的公關宣傳，在威尼斯忙得沒有空看片。她回到北京，姜文給她專門放了一場。
「我帶著蔣勳一起去看，我記得半夜看完出來，我們走在北京的夜色裏，蔣勳就大聲唱起歌來了，什麼『一條大河波浪寬』啦，什麼『黃河大合唱』那種，他都會唱。就很開心，兩個人的步伐都特別輕盈。」
回去之後，她給姜文捎了個信，第一句話就是：「金獅獎應該你們得，不該我們得。」
「我是真心的這麼覺得，不是為了拍馬屁。」事後她努力分析《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落敗原因——參選太倉促、準備不齊全、宣傳不到位，等等等等。然而，有一個原因卻是誰都沒有料想到的，那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用了《鄉村騎士》的音樂，一部分外國人覺得不高興。
「他們就覺得奇怪，你拍你中國的成長，幹嘛用我們的《鄉村騎士》、馬斯卡尼尼？外國人覺得，你就拍你自己的東西嘛，就要土嘛，你不要來拿我的東西。可是，在姜文的創作裏面，他從來沒有去分中西，他沒有這個概念，他覺得都是相通的。」
那是一個《紅高粱》、《菊豆》、《霸王別姬》等等影片正在西方大受歡迎的年代。西方人接受了這些電影所展示的前所未有的東方奇觀，嵌入了他們的詮釋體系，並自此想要把中國電影按照一個模式固化下來。
姜文並不想去迎合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觀看和想像。如果說《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次無意識的冒犯，那麼他的下一部片子直接拍成了黑白片，便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抗。
「這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是一個內容的問題。以往中國的電影太靠色彩、靠美術、靠美女等等，來渲染這個氣氛。以至於有些電影，我們剝去了包裝以後沒有什麼內容。」他說。
他從小喜歡看戰爭片，曾經有一部片子讓他「久久不能忘懷」，「而且很長時間想起來就覺得彆扭，甚至有點恨這部電影」，就是《甲午風雲》。
「以往的電影都是衝鋒陷陣、以少勝多，但這個電影不一樣。不僅失敗了，而且後來連撞人家都沒撞成，這是我當時不能接受的一個結局。可是實際上，這部影片影響了我的成長。後來我對戰爭、對歷史有了興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部電影。」
他去日本時，去了一家賣日本武士刀的店鋪。「店裏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買。但它是文物不能賣。陪我去的是個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飯他問我，你為什麼對那把刀有興趣？我說，這把刀給中國人帶來恐懼，直到現在，擺脫這種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攥在手裏，跟我的手合一，屬於我。」
如今，姜文工作室的案頭有一塊白得鋥亮的長方形鐵塊，表面佈滿蜿蜒奇詭的花紋。他遞過來，我掂一掂，重量相當壓手。「你知道這花紋是怎麼來的嗎？」我搖搖頭。
「這是做刀、做劍用的坯子。一層一層鋼壓上去，敲打平整，最後成了鐵塊，你看那紋路，就能看出有多少層鋼。那個日本武士刀上邊，最後不是有那種雲紋嗎？就是這麼做出來的。」這塊刀坯，被姜文用作了鎮紙。
A Delicate Man
一個細膩的魔羯座
姜文曾經就讀於中戲。中戲老師劉波對他的藝術造型能力印象特別深刻：「弄個雕塑，畫個人像，有滋有味的。他給老師雕的像，像極了。」姜文解釋說：「生活中，要研究人最細微的東西，我曾有意識地用泥塑來訓練自己。」
那個時候，老師對他的評價是「願意學，肯鑽研，英語好，文學上也有修養」。演中、法、加拿大合拍片《花轎淚》時，他用英語演出，從17歲一直演到70多歲。法國製片人到學校簽合同的時候談到，在上海城隍廟拍戲，好多老頭認不出姜文是小夥子，他就和老頭們開逗：「您看我多大年紀了？」老頭說：「您不大，最大也不過七十。」
他在中戲編的小品，讓師弟、著名編劇史航印象深刻。劇情很簡單，講的是一對大學生戀人在小飯館分手，沒錢點吃的，就各要了一瓶汽水，汽水三毛錢，退瓶一毛五。汽水喝完了，分手也分完了，男生要把女生的汽水瓶拿去退錢，女生不給，把瓶子拽回來擦了擦，裝進書包，走了。男生想了想，也把瓶子擦了擦，裝進書包裏走了。
「所以就是這個男的被這個女的生生教會了，什麼叫留下點東西。」史航的結論是，姜文表面線條很粗、很霸氣，實際上是「很騷很細的」。竇文濤接茬道，難怪姜文周圍的人都叫他「姜姐姐」。
拍片現場，他不會讓任何人干擾演員的表演。幾個人一起聊天，他會注意到誰誰的脖子不行，讓人拿個東西給墊一下。
拍《太陽照常升起》時，劇組有個剪接師給人看手相，說製片主任是操心的命，心碎得像肉餡兒，而姜文的心，則是「碎得像肉泥」。
他的心思細膩，從他對「反復」這件事的熱愛可窺一斑。13歲那年，因為喜歡《劉三姐》，他連續看了17遍。迷北京人藝、迷於是之的時候，《茶館》前後看了不下二十遍，「以至於這個戲從看得糊裏糊塗，到崇拜，到看出這個戲的毛病來，以後我就不看了。」
等到學著當導演的時候，他拿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狂牛》（Raging Bull）開刀。這部電影他太喜歡，沒事就想看，一看就要看完，到最後看了二十多遍。
「我差不多能把整部電影的鏡頭給背下來，什麼地方該有音樂，什麼地方是什麼音效，然後怎麼走，我已經記下了，沒什麼神秘的。作為演員，我拍電影只不過是在機器這邊站著，導演是在機器那邊站著。」
「姜文導演，其實整個故事都在他腦子裏頭，永遠都是。你去問他劇本，改來改去，改來改去，很多都是在他腦子裏頭。」香港英皇影業的行政總裁利雅博說。
《太陽照常升起》開拍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劇本，直到有一天姜文把整個劇組叫在一起，把整個電影的故事講了一遍。「那個有錄音，一個多小時」，利雅博後來聽了那個錄音，「其實往後的電影拍出來也是一模一樣，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已經在一年前講出來了。比如開場的那場戲，黃色的泥巴，腳是怎麼樣，風景是怎麼樣，都在他的講述裏。」
《長天過大雲》一書中，收錄了這段錄音的文字版本。姜文的講述，已經細緻到房頂是什麼顏色，霧是什麼質地，動物要像焗了油，植物像又不像滴水觀音……
「其實我拍每一部電影，在開拍之前，電影就已經在我腦子裏了，我自己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只是我想把我腦子裏的電影用攝影機複製出來給大家看。所以開拍的時候，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實際的工程，需要提前制定好方案，所有部門按著這個方案去施工。」姜文說。
拍《太陽照常升起》時，他們四處找景，坐車一走就是幾千公里，很多都是無人區，一天下來看不到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當然後來我們發現衛星拍的圖片也可以幫我們找一些，比如有條鐵路就是這麼找的。但你要是想找個局部細節符合想像，那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走、找、看。」
《讓子彈飛》，120分鐘的電影，姜文做了120個小紙條，把每一場戲都變成一個橋墩子，小紙條上記的，就是怎麼從這一個橋墩子，跳到下一個橋墩子。
《邪不壓正》，主要故事情節都發生在北平，主人公留學的三藩市只是附帶一筆。結果，就在這附帶一筆中，帶出了金門大橋，大家都好奇為啥這座橋看起來並不完整，一查歷史才知道，1936年的金門大橋的確還未竣工。
「講故事對我來說太容易了，要單純為了敘事，我一年能拍10個電影。我要的是細節，那種語言或者肢體上的微妙的東西。」
因此，姜文追求的細節，並不單單是寫實。「他絕不是一個寫實的導演。你從他的第一部電影看，他的電影，或多或少都是誇張的，一種魔幻寫實，而且他對現實是質疑的。」焦雄屏說。
To be or not to be，在莎士比亞或許只是一句台詞，在姜文，卻是貫穿他所有電影的一個母題。
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影片進行到大半的時候，主人公馬小軍突然恍惚了一下：「過去真的就是這樣發生的嗎？我的記憶是真實的嗎？我能相信我的記憶嗎？會不會不知不覺中我已經通過記憶改造了過去？⋯⋯」
第二部片子，整個就是一《哈姆雷特》。「他 （馬大三）一直拿著那人，不知道該怎麼辦。這俘虜是該送，還是不該送？很多角色都是陷在哈姆雷特的困境裏。」
《一步之遙》，姜文乾脆在全片一開頭就三次引用這句台詞。還配上了一句絕佳的中文翻譯：「to be or not to be，這麼着，還是那麼着？」
在《太陽照常升起》裏，to be or not to be成了一個把大家都繞暈的問題。到底誰是誰，幾時是幾時？「它的迴圈時空設置，表面上是在玩一個推理遊戲，實際上影片卻拒絕落入一個完整閉合的理性邏輯。」戴錦華說，「很大程度上，它的美和詩意，也正是來源於這樣一種拒絕。」
「我喜歡主觀的真實。」姜文說。「我看到的中國，不是小津式的影像。我拍出來的荒謬，還遠遠不及現實世界。」
Let Jiang Wen Fly
讓姜文飛一會兒
王朔曾經說過，姜文身上有股勁兒，讓很多認識他的人願意為他做點事。「一般聊到他，不管大家對他的某部電影看法如何，他的電影票房啦獲獎啦成績如何，一個評價是普遍有共識的：中國需要有這麼個人。」
當年，《太陽照常升起》投資5000萬，全國票房不到2000萬。香港英皇影業是在最後一刻才加入投資團隊，且深以能夠合作為榮。票房數字出來之後，也沒有放棄，繼續投了姜文的下一部電影。
英皇的老闆楊受成對利雅博講，「我們和姜文導演的合作方向，不是單看一部電影，而是一個長期的合作。」
2014年底，《一步之遙》票房遠低於預期。不到半年，姜文宣佈即將拍攝新片，改編《俠隱》。圈內不禁有人感歎：「投資人與熱錢真是不放棄，真心嫉妒。」
法國電影製片人讓．路易驚歎姜文是「天才」。「我知道天才是什麼樣子的，因為我只和天才合作——貝托魯奇、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伯格曼、法斯賓德、科波拉、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年輕的時候我就和法國最優秀的哲學家們來往——德里達、福柯、羅蘭巴特，我的電影老師是羅伯特布列松。我非常熟悉電影史，我知道，在電影中、藝術中發現一個天才是多麼稀缺的事情，而姜文是一個大師，真正的大師。」
「姜文拒絕對影片進行剪輯，如果他覺得某個場景中有一處小地方無法接受，就會堅持把整個場景從頭拍一遍。在電影界，這種拍片方式聞所未聞。據報導第二部影片姜文用了中國國內能買到的每一卷柯達黑白膠卷，一共50萬英尺長，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膠卷的五倍。」
這部電影最後花費了將近500萬美元，是原來預算的兩倍。
這種拍片偏好，或許和姜文本人是話劇演員出身有關。他極其注重演員表演的完整性，認為一場戲裏，演員必須從頭到尾把台詞說完。常常是攝影機開著，演員在那裏自顧自演著，一遍演完，再來一遍。直到演員放棄抵抗，完全敞開，最終出現姜文想要的那個瞬間。
他還為此發明了一個詞，叫「演員醃制法」。「你想吃鹹菜嘛，那蘿蔔你得醃過，你不醃過，你就沒法吃。它是一個生蘿蔔，或者一個青蘿蔔，你怎麼吃啊？」
他不喜歡搞分鏡頭劇本，「我會有幾個關鍵鏡頭，是事先想好的，剩下的我是要在現場去找，找到一些比我原先設想更好的。」
他的五官出奇地敏感，嗅覺、聽覺、視覺、味覺……似乎都比常人發達。「我這電影非得我聞到味兒了，我才能拍。我能聞了，我就有自信心我比誰都能拍得好，因為別人聞不着，我能。」
姜文的拍片速度很慢。「他永遠說，他每一個電影都要四五年才拍出來，我們也希望他能快一點。其實他在整個創作過程裏頭，劇本這一部分是花時間最長的，每一個劇本都花一年、兩年去弄。」利雅博說。
26年下來，姜文總共才拍了6部電影。「我不覺得我比別人聰明，我得用好幾年，才能想明白一件事兒，才去拍。其實大家的聰明程度都差不多，只是有的人會糊塗，忘記了他自己是個聰明人，非要做別人希望他做的事兒，或者說大家都興做這個事兒，他就去做。我只不過有這麼一點，我不願意隨大溜兒。」
「這個人是一個思考者。姜文常常凌駕於其他導演之上的就在這裏，他願意思考。」焦雄屏說。
姜文的家裏和工作室裏，到處都是書，「有些人的書是裝飾，姜文是真的看書。他的書打開來，隨便翻，上面都有很多注解和眉批。他學書法、畫畫，樣樣俱全。」
拍完《一步之遙》，姜文和焦雄屏討論電影，焦雄屏自認也算半個讀書人，可是姜文歷史知識豐富得讓她「都有點慚愧」，「有時候跟他講話，他說哎你怎麼都不知道，我說哎喲對不起，民國史我比較沒涉獵。」
《一步之遙》裏，姜文設置了兩個極端，一個是王志文演的王天王，迎合大眾，不學無術，消費至上，娛樂至死，「以懂來當做目的，以懂來做招牌，賺取觀眾的歡笑和錢袋，手段也相當有效，他借此也活得優哉遊哉。」
另一個是周韻演的武六，她有著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慢慢發現不對勁兒，決定去追尋真相，「最後就跟馬走日走到一塊去了，電影也不拍了，她讓馬走日進入了她的電影，毀滅了她的電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然而，這兩個極端之間，就沒有一條中間道路嗎？
「我覺得人類其實沒那麼聰明，或者人生道路沒那麼美好，」姜文說，「有時候就是沒有中間道路，你不要想得那麼美好。」
【本文獲「一条」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