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專訪是枝裕和 由紀錄片轉拍親情片：只因對母親後悔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剛剛過了他的56歲生日。
今年已經是他第7次入圍康城電影節了，終於，憑藉影片《小偷家族》，走上最高的領獎台，拿下了「金棕櫚最佳影片」，在台上，他開玩笑說「我的腿在發抖」。
編輯：yali（一条 ）
是枝裕和最爲人所知的，就是他拍的家庭題材電影。他的親情片，描述了家庭關係中，真實而複雜的人性，在溫情滿滿的表像下，似乎藏着一把小刀子，不經意地戳破人心。也因此，他是在國際上最受歡迎的日本導演。
他曾經爲日本富士電視台拍過10年的紀錄片，那時候他一心撲在工作上，陪伴家人的時間很少。直到他37歲那年，母親去世，「真後悔沒有多回去看看她......」
懷着對母親的內疚，他開始拍攝和親情有關的電影。
今年的上海電影節，是枝裕和帶着新作《小偷家族》來到上海。電影票一經發售，引起了影迷們的瘋搶，一票難求，甚至有影迷說要用上海市中心一套房換一張票。不少觀衆說這是他的「封神之作」。
在是枝裕和來上海參加電影見面會的那天，我們和他在一起待了半天，聽他談談電影，聊聊記憶中的閃光和遺憾。
他上次來上海，已經是11年前的事情了，「真想在上海散散步啊」，是枝看着車窗外的街景，拿出手機連拍了好幾張照片。
我關注着被社會拋棄的人
自述：是枝裕和
我其實不是個親情片導演。殘疾機構的小孩、邪教恐怖襲擊事件......在2008年以前，我拍的是這樣的紀錄片，甚至還陪着日本首個公開承認因爲性行爲而染上愛滋病的人，走過了人生的最後一段日子。
我曾經拍了10年的電視紀錄片，可能因爲這個原因，我很關注社會新聞，以及出現在新聞裏的那些人。他們通常被社會拋棄，沒有人會關心他們的生活。後來我拍攝了很多和家庭、親情有關的電影，家庭形式很多種：離婚家庭、抱錯小孩、或是一群被拋棄的人組建的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
2004年，我根據1998年的一則社會新聞，改編拍出了《誰知赤子心》。這部電影，講述一個和四個不同男人、生下小孩的媽媽，離家出走，而孩子們在家裏慢慢餓死的故事。我很好奇，被遺棄的小孩，他們的生活和心情是什麽樣的。我想讓他們能夠被這個社會看到。
而這部影片，也讓當時才14歲的主演柳樂優彌，拿下了康城電影節的影帝，他也是康城至今最年輕的影帝。
我的新片《小偷家族》，講述着一個特殊家庭的故事。
家裏有奶奶、爸爸、媽媽、兒子和撿來的小女兒。但他們所有人都沒有血緣關係，卻生活在一起，相依爲命。一家人一起偷東西、犯罪。他們是一群被拋棄的人，被父母、被老公、被社會......各有各的故事和傷痛，卻又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我想，再殘酷的人生中，也會有發光發熱、開懷大笑的時候吧。
人生總是有那麼一點來不及
我開始從社會紀錄片轉型拍親情片，其實是在母親去世之後。
我人生中大部分時間也都花在拍電影上，陪家人的時間很少，在我父親去世後，母親就一直一個人住，可我也幾乎不怎麽回家，對母親有些不管不顧。
我還記得最後一次和母親吃飯，在東京新宿的一家餐廳，她一個勁兒地抱怨「肉太小啦」，「太貴啦」，但還是把喜歡吃的菜吃個清光。然後我送她去車站，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檢票口的人潮中…...
母親去世之後，我開始寫《橫山家之味》的劇本。在劇本第一行，我寫了一句話「人生總是有那麽一點來不及」，然後有了這個電影標題——《橫山家之味》。
人生總是有太多的來不及。我對很多事情感到後悔，沒有好好盡孝心，沒有爲母親做點什麽......是這樣的悔恨，讓我開始想要拍更多與親情有關的電影。
樹木希林是我常常合作的女演員，我請她出演《橫山家之味》，因爲她很接近我自己的母親形象。我母親是刀子嘴豆腐心，說話有點刻薄，但是又挺幽默的。
《橫山家之味》就像是我對母親的目送，把她生命中的瞬間，截取和收藏進電影裏。我不想悲悲戚戚地懷念她，所以拍了一部明朗的電影，希望大家看了片子就感覺到，「啊，母親就在那裏」。盡可能地讓人歡笑，與母親一起歡笑。
在我小時候，母親在「不二家」這個很老牌（不怎麽好吃）的蛋糕廠上班，每天下班的時候，廠裏會剩下一些沒賣完，或者形狀有些壞掉的蛋糕，她就會帶回來。
每天我放學回家，冰箱裏一定會有不二家的蛋糕。 在康城首映禮上，我收到了一個生日蛋糕，不由想起了我的母親……天天吃甜的可不是好習慣啊。
我電影中的男人，都沒甚麽出息，因爲我父親就是個這樣的人。
我的爺爺奶奶在1920年代，逃婚到台灣生下我父親。他經歷過戰爭，還去西伯利亞勞改了好幾年，終於才回到日本，但內心苦悶，終日沉迷酒精和賭博。
我的母親從小被寵大的，和我父親結婚前，在銀行上班，後來因爲相親認識了我父親。
我母親對一無是處的父親一直都很冷淡，直到死前，還說他們的婚姻是一場錯誤。母親一直怪父親沒買車，所以我們家有個傳統，喜歡凑到別人家的車子前面合影，像是自己的車一樣。
2011年，我在拍《誰調換了我的父親》，那段時候我女兒出生了，我做了父親。
以前，我都是站在兒子的角度在拍電影，現在，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拍攝電影的視角也變化了，後來出乎意料地寫出了一些新鮮的家庭題材。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這部電影，講的是兩個家庭的故事，他們在醫院裏抱錯了小孩，等到孩子長大才發現。
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內心還沒有那種爲人父的感覺，甚至還有些焦慮。我陪伴女兒的時間很少，對女兒也感覺愧疚。有很多自己生活中的小細節，都被我用到了電影裏。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中，躺在沙發上的父親，從沙發的空隙裏掏出了花莖，這其實是我自己的經歷。我的小女兒曾給我送過一個父親節禮物，就是一朵小花。
女兒4歲時，上幼兒園學琴，去上課的路上她非常認真地問我，「以後是不是可以嫁給爸爸？」，我只好回答「不行啊，雖然很遺憾，但真的不行啊。」
我小時候很會打保齡球的，還參加過兒童比賽，得過獎品。前陣子和女兒去打了保齡球，都沒怎麽贏，還沒她打得好。這下可糟了，好沒面子呀......
曾經也每天都不想上班
我最早是在早稻田大學讀文學專業。一直有寫作的習慣，從1993年開始到現在寫了有25年，我會在筆記本裏記錄各種想法，偶爾寫寫日記。
20多歲，剛進入影視行業的頭幾年，都在做導演助理，當時的工作很苦，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都會想說「今天開始不幹了」。
後來，我爲了能去長野縣給一群小學生拍紀錄片，就告訴自己，你必須先賺錢，才能拍自己的電影，於是就咬牙把導演助理的工作堅持了下來。
正是因爲找到了一個心靈支柱，才得以度過那段剛入行時的艱難。現在拍電影，完全就是享受了，每天都很開心。每天拍攝完的素材，晚上我自己會剪輯，剪完之後再修改劇本，第二天用修改好的劇本接着拍。
自己寫，自己導，自己剪。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
80年代，我大學生的時候，中國電影就在日本掀起過熱潮。當時的中國導演陳凱歌、張藝謀，還有導演了《藍風箏》的田壯壯，他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是當代電影中非常重要的創作者，通過他們的電影，我更加理解中國了。
和賈樟柯導演關係很好，我們出道的時間也差不多，常常會在電影節上碰到。他來日本的時候，我有帶他們一起去吃了壽司，很開心。
每次電影放映後的觀衆見面會，會收到各種各樣的觀衆提問，有時我會被問懵了。這些觀衆提問，都是留給我的作業，我要放在心裏好好想一想。
在康城電影節獲得大獎之後，日本媒體說我這次是如願以償，實現心願，但我自己並不這麽覺得。得獎不是最開心的，最開心的是能和我尊敬的導演們一起交流。
我現在56歲，我想等到我60歲以後，也許又會拍出更不一樣的家庭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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