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揭示唐朝統治西域的高超能力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尉犁縣的孔雀河烽燧群，早在1896年便被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年）發現，但這11座綿延長達150公里的烽燧群至今仍未悉數踏勘徹底。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申報發掘其中一座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未幾便有重大發現，並入選為當年度「考古中國」的重大研究項目成果。迄今，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的發掘工作仍在持續進行，收穫日愈增多。

通過碳14測年與出土遺物的交叉比對，考古人員認為該烽燧修築於唐代，而非曾經以為的漢晉時期，且應是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築、屬於焉耆鎮下東部「樓蘭路」防線的軍事設施，彼時被命名為「沙堆烽」。由於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地層單一，在自然風積土層下只有一層文化層堆積，且出土遺物均為唐代，如開元通寶、乾元重寶等寫有唐代年號的錢幣，以及寫有武則天所造新字的文書，其餘木牘上也都有著清晰的唐代年號，故才令學者們能判定這正是唐代遺址。

在發掘現場，考古人員清理出房屋、土埂、木柵欄、踏步各1處，還有灰堆5處。房屋一共三間，乃利用「減地法」與「平地立起框架式台梁結構」修建的半地穴居式房屋，面積約80平方米，裏面還有涼炕、灶等生活遺跡，被推測應是守燧士兵們避暑居住的棲所。值得注意的是，烽燧附近還出土大量馬鹿、野豬、天鵝與多種魚類的遺骨，既顯示了守燧士兵們狩獵野味以補食糧的行徑，亦象徵當地生態環境的變遷。畢竟該烽燧鄰近羅布泊，而今泊已乾涸、燧也荒圮、人居成黃沙，足為人類與自然交互作用的警惕。

不過最讓人驚喜的是灰推中清理出的各種文物，尤以700餘件紙質文書、木牘惹人矚目。文書中既有《韓朋賦》、《孝經》、《遊仙窟》等儒家典籍與文學作品殘片，亦有記錄士兵們吿急、值班巡邏與升遷的公文，以及問候遠方家人的家書。譬如一名來自沙州（今甘肅省敦煌市）、名叫康覽延的士兵，因戰功而被記入了掩埋於沙堆烽下的文書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兼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工作隊領隊胡興軍還發現，守燧士兵中最遠的來自幽州（今北京市），而康覽延與其餘來自四面八方的唐朝衛士們，在這處據點的最後命運是什麼？是否有平安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抑或陣亡在與吐蕃爭奪遼闊西域的戰鬥裏？不免引人遄思。

這批文書，乃新疆考古近年來出土的最大一批唐代漢文資料，涵蓋了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學等方面，尤以軍事最多。除了前述的士兵籍貫與生活之外，另有詳細的軍鎮、守捉、烽鋪館驛等設施名稱，如榆林鎮、通海鎮、麻澤鎮、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臨河烽、馬鋪烽、橫嶺烽、慳泉谷鋪、豬泉谷鋪、蘇累鋪，以及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路等防禦線路之名，全部都未見載於現存文獻之中，可謂是相當轟動的重磅發現，既有彌補史料闕如的貢獻，亦助今人更進一步地理解唐代治理西域的詳細法則。

此外，出土木牘上還記載著詳細的「計會交牌」與「平安火」（舉烽火以示平安無險）的規章制度，還有傳遞軍情軍令的符帖牒狀，都可以證實即便遠隔長安萬里，唐軍仍能井井有條地戍守西域與調動人馬。

這對於部分學者咬定中國歷代王朝只是鬆散地羈縻幾個綠洲城邦、從未實質控制西域的主張給了有力反駁，也讓人驚歎在交通技術不發達、傳播手段有限的千年前，中國古人已能藉由嚴密的官僚組織掌控遼遠領土，這種行政手腕，於今仍是部分發展中國家所未能企及的成就。

做為唐朝「安西四鎮」之一的焉耆鎮，並非自始便是西陲鎖鑰，在唐玄宗開元七年（719）才取代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西南）入列四鎮。也由於焉耆與碎葉的交替，還引起考古學者們對其位置的爭論、四鎮中究竟先有碎葉還是焉耆，甚至因《新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條下寫著「貞觀十八年（644）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方翼築」之語，使許多學者提出碎葉城實為焉耆都督府治所、或並存著中亞的熱海碎葉與焉耆碎葉等說法。而今隨著考古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早已慢慢浮現，不再是學界的爭議熱點。

不過焉耆雖入列稍晚，但軍事地位依舊十分緊要，其位處唐朝通往安西與北庭大都護府的咽喉，在吐蕃奪得青海吐谷渾故地後，便成了抵禦吐蕃北犯壓力的門戶，故才有了唐代修造一系列烽燧提防敵患的舉措。不過，後來唐朝隨著安史之亂而國力下降，辛苦捍衛的安西四鎮一一失陷在吐蕃大軍，但克亞克庫都克烽燧與整群孔雀河烽燧的考古發掘，仍給世人留下了唐代將士「黃沙百戰穿金甲」的衛疆忠誠、以及唐朝官府嚴實統治西域的組織遺存，讓人們理解：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輻射力度，從來就不僅僅限於中原地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