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究竟是本土或西來　學者激辯中國馬車起源

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博於2020年1月6日重發了考古學者孫機於2015年海上博雅講壇中的內容，提及中國古代戰車的形制與系駕法截然不同，故中國可以進行車戰，西式馬車卻不行、只能用來當作運載工具，從而論證中國戰車的起源絕非外來。儘管該演講已過去多年，但對於中國馬車究竟如何發展出來，仍然是考古與歷史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

西方學界習慣將馬與馬車的使用都歸功於西亞地區，認為中國是在彼方的影響下，通過民族交流的文化傳播而習得駕馭馬匹和馬車的方法。美國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便是此類主張的代表者，渠曾寫過《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並在2014年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採訪時稱：「國外學界現在基本上已經有定論，認為馬車的發源地是高加索，然後西傳到美索不達米亞，東傳到中國，其形制在傳播過程中稍有改變……不過在我看來，中國馬車和高加索馬車非常相似，所以不能僅憑中國馬車和美索不達米亞馬車的差異就斷定中國馬車的獨有性」。

夏含夷表示：「中國學者非常希望弘揚中國文化，但是不同文化間沒有高低之分……現在中國政府提供各種項目讓年輕學者到國外去留學與訪問，這些機會非常難得，因為多接觸其他文化以後，我們才可以判斷什麼是獨有的，什麼是共性的」，以為主張馬車本土起源說的中國學者純粹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使然。不過考古研究原本就是依據出土文物與史料說話，不可能空憑愛國之情胡發議論，因此夏含夷的指責，恐怕不盡客觀。

根據現有的考古成果，可能早在夏代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就有了車轍遺跡，雖尚不清楚當時到底有無使用馬車，但至少能確信彼時的中國古人對車子並非一無所悉。且目前可見的最早馬車文物源自商朝，不過，其製造技術與型制似都與西方有所不同，譬如西方習慣使用四輪馬車，但商周以後中國卻罕用之；西方馬車的車輿大都在車軸前，爾後才慢慢後移，而商周馬車的車輿卻一直位於車軸上；且西方早期馬車的軸距小、輻條數少，商周馬車的輪徑卻往往在1.5米以上，輻條數18條以上，顯示了更優越的載重能力，因此顯然中西馬車的技術起源有別。

而孫機教授別出心裁，通過考究馬匹的繫駕法，推估中西馬車的起源絕對不同。孫機發現，先秦時代是通過「軛靷式繫駕法」來駕馭馬匹，馬匹頸部的軛受力，將跑動時的能量藉由胸前的靷傳遞給車輛，令馬的頸部氣管不致遭壓迫而無法使出全力，故馬車性能更優越、也能從事車戰。但古埃及、希臘、羅馬等地區卻直接將韁繩套在馬頸上，造成馬跑得愈快、呼吸愈困難，直到8世紀後西方才逐漸像中國般改採胸繫式善待馬匹，但此時中國已改為胸套式繫駕法，最後在13世紀又改良成鞍套式。因此如若中國的馴馬與馬車技術源自西方，那麼便不太可能採取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形制和駕御方式。

當然，也有許多中國學者基於考古證據和文獻史料，認為中國馬車的結構和出現時間與西方契合，因此主張外來說。例如學者王巍比較過兩河流域與商周的雙輪馬車之後，認為兩方的車軛、轅、輪和用途都相似，因此應有關聯。再加上中亞、蒙古與中國西部發現的許多古代壁畫，都有形制類似的馬車內容，似乎顯現馬車自西向東傳播的過程。不過由於岩畫斷代仍不夠精確，因此對於這究竟能否作為馬車傳播的證據，學者們仍不敢過於輕率採之。

其實中國馬車西來說，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有點雷同，出發點均是對中國本土是否擁有發展出興盛文明的足夠能力的懷疑。不過比起種族主義盛行、中國國勢與自信極度低落的當年，如今中國學界已有更發達的考古技術、學問基礎和嚴謹目光，去探討馬匹馴化與馬車起源的歷史真相。因此西方學界若以民族主義為由質疑中國本土說的可信度，那就未免太過輕忽持本土說學者的努力和專業、也太迴避日愈豐富的出土成果了。故只要發掘的收穫愈來愈多，關於中國馬車的起源爭議，必定也會隨之水落石出。